建党初期就非常重视党的建设
建党初期指的是从1921年建党到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以前。中国共产党自创建后就注意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这尤其体现在党的二大文件中，其中不少规定对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奠基性。比如：
第一，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党的二大多个文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及贫苦农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此后，我们党关于党的阶级性质和所代表的利益的表述，都是在此基础上扩展、完善和规范的。
第二，强调中国共产党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性政党。党的二大多个文件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不离开群众”。这规定了党的革命性、实践性和群众性，直至现在也要求如此。
第三，强调中国共产党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党的二大关于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它依据的原则为“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党章第四章纪律规定9条，明确“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于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表明共产党铁的纪律从建党之始就是明确不二的。当时党还在襁褓之中，能旗帜鲜明地强调这些实属不易，这也是我们党百年来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完善的。
党的五大对党章做了较大修改，内容扩增有两大亮点。一是将原第二章“组织”改为“党的建设”。这是在党章中第一次有“党的建设”称谓。它明确规定“党部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是过去没有明确的。二是新增设“监察委员会”，具体规定了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成员要求等。党的五大设监察委员会，与大革命时期党员人数从1923年的400余人猛增至1925年的3万多人有关。一些投机分子假“革命”之名混入党内。为此，党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百年党史上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党的五大党章提出设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也是百年党史上第一次设监察委员会。这几个“第一次”，无疑是党的建设的很大进步。
古田会议决议：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
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提出思想建党问题，找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新路子，对于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发展来说就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个问题不提出来解决，中国共产党就很难安身立命。强调古田会议决议的思想建党意义，是因为政治建党问题在此前的党章等文献中已经提出，后续工作逐渐完善、提升和充实。古田会议决议之所以能提出“思想建党”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出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到大地，接了地气。因此，邓小平说：“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
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当时参加革命乃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起义军”，主要具有的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非常朴素的阶级意识，还没有很高的革命觉悟。面对异常残酷的战争和极其艰苦的革命生活，很多与革命军和党的宗旨要求相背离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逐渐表露出来，有的还相当严重，这就需要加强思想教育。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它的第一部分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文中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
古田会议决议列出8种错误观念，逐一分析了每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就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而言，主要分析反对主观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主观主义顽固存在于某些党员的思想中，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非常不利。其必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如下：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分析政治形势、估量阶级势力，以代替主观主义。二是要求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里已经论及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说明古田会议决议对加强思想建设的认识达到了相当高度。
关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党的组织路线”概念，指出党的组织问题现在非常严重，特别是党员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严重影响到了红军的领导与政策执行，务必努力改造党组织，使之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对于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古田会议决议要求：第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强调基层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反对空论，发动与会者的心思才力，从而激发党的战斗力。第二，首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条件。这是为解决在红四军中入党太随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使党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问题。第三，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要求党的指导机关有正确的指导路线，以建立领导中枢;党的下级机关及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讨论，以求彻底了解其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也包括纠正不好的作风。古田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打仗，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虽然是批评单纯军事观点的，但同时也具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普遍意义。关于开展批评，古田会议决议对“非组织的批评”和“主观主义的批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强调批评要注意政治，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使批评成为攻击个人的工具。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指摘个人缺点，使同志无所措手足。
古田会议决议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成分为主和革命战争十分残酷的条件下如何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建设党，以保持其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这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初步形成，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整风运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创举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的队伍空前壮大。至1938年底，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4万多增加到5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全国性大党。但是，大批新党员缺乏党的基本知识，缺乏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并带入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少数坏人和敌对分子也混进了党内。为此，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两个月后，毛泽东在为《共产党人》杂志写的发刊词中提出要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作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来进行。毛泽东提出的这一伟大工程，把党员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紧密结合，把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融为一体，更全面地指明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和内容，是党的建设思想理论的重要发展。
按照党中央决定和统一部署，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巩固党的工作，着手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我们党既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行的反共活动，又要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做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一方面把早已提出的党内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引向深入，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彻底解决党的历史是非和思想路线问题，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全党范围内更牢固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路线。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内涵也更加丰富。
整风运动既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主要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全体党员在整风运动中通过读书学习、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改进了工作，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夺取全民族抗战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也为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广大群众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因为整风运动使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得到了全面展开，所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
“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清廉和防治腐败的根本之道
毛泽东的“三次对谈”发生在抗战后期，“两个务必”思想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他的完整的党建理论形成后，许多思想还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就毛泽东的党建理论愈益丰富和发展而言最具代表性。
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随着1943年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已发生历史性转折;中国抗战进入后期，胜利大势已趋明朗。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运筹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开始思考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不重蹈历史王朝覆辙。他在“三次对谈”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三次对谈”，就是“甲申对”“窑洞对”和“赶考对”。
首先看“甲申对”。在上述大背景下，身居重庆的郭沫若应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之约，撰写了纪念大明王朝和大顺王朝灭亡300年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简称“郭文”)，于1944年3月发表。“郭文”着重论述了三百年前的甲申年，艰辛奋战18个春秋打天下的李自成农民军在攻陷北京城灭亡大明王朝后，花天酒地，沉沦享乐，结果坐天下42天就仓皇离京，败逃南去，大顺王朝灰飞烟灭。
“郭文”发表时，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后期。毛泽东在1944年4月对整风运动做总结的《学习与时局》中讲到党的历史时谈及该文：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讲话一个星期后，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将它作为整风文献推荐给全党干部学习。是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再函郭沫若，感谢此前郭信对党的抗战路线和延安成为民主圣地的夸奖。他写道：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缺点错误，希望随时示知。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这次笔谈，即“甲申对”。
再看“窑洞对”。1945年7月初，党的七大刚闭幕，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等6位先生访问延安。他们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和光华农场，会见了丁玲、陈毅、范文澜等朋友，考察了延安的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延安由最初2000人发展到5万人的巨大变化。在5天考察期间，党的主要领导人与黄炎培一行举行了3次会谈。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的感想如何。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图了解到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稍做思考后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次著名对谈，史称“窑洞对”。
最后看“赶考对”。“赶考对”与“两个务必”是同时提出的。1949年1月，“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已经结束，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是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是谋划筹建新中国大政方针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做主题报告，在提出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新中国的基本矛盾和经济政策后，他就谈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要求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两个务必”思想。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出发做准备时，毛泽东对周围同志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随后启程进京，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就是“赶考对”。
“赶考对”显然是回应“甲申对”的。从“甲申对”到“窑洞对”，再到“赶考对”，这三个“对谈”，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以李自成农民军“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周期率”为史镜，共产党绝不能重蹈覆辙，成为20世纪的李自成。
“三次对谈”和“两个务必”思想，虽然是70多年前的往事，但具有永不过时的警示和启迪意义。腐败亡党亡国，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凡被造反推翻的，无不是腐败使民心丧失殆尽，在中国和外国概莫能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腐败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顽症”，甚至是“癌症”。许多政党由盛而衰，腐败是致命之根。共产党会不会重蹈覆辙，成为李自成呢?这始终需要我们党高度警惕，居安思危。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所形成的完整的党建理论，不仅为我们党的百年党建理论作了伟大的奠基，而且作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也为党的百年辉煌作了伟大的奠基。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