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曾参加三星堆1986年考古发掘，多年来也一直关注相关研究进展，我以为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重要维度，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发现而论，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其妻嫘祖之子昌意，便娶了“蜀山氏女”，降居若水，后来封其支庶于蜀。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华阳国志》都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从蚕丛开国，至开明为秦所灭（前316年），古蜀各世数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被中原诸侯视为“椎结左衽”的“蛮夷之族”，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的确，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以往也未见出土过，因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想。事实上，这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他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也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贡献。
例如，三星堆青铜神树上的鸟和缠绕于树干上的龙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神话体系中常见的母题，如果结合《山海经》之类的神话记载，很可能这样的神树就是传说中的建木、若木、扶桑木之类的神树，是可以“通天达地”的宇宙树、太阳树的象征。又如，过去一直没有在三星堆发现类似殷商青铜器中以青铜鼎、簋等容器相配合来表达社会等级、身份的所谓“礼器”，但这次在三号“祭祀坑”中已经露头了至少七件青铜尊，和1986年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多件青铜尊、罍相互印证，暗示蜀人可能使用这样的青铜容器组合作为礼器。三号“祭祀坑”中还发现一件双手顶尊置于头顶的神人青铜像，也表明“尊”这种器型在三星堆青铜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中原文化使用青铜容器作为礼器有着同样的意义。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尊、青铜罍的造型，也基本上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只是在纹饰风格上更具蜀地特色。和中原文化最具共性的，是“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作为祭祀仪仗的玉璋、玉璧、玉琮，它们与二里头、殷墟出土的玉器几乎如出一辙，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从造型和功能上都反映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古蜀王国，也同样深受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以往在三星堆还出土过和中原二里头文化相似的镶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陶盉等器物，都留下了中原文化影响的诸多遗痕。
现在看来，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和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也有密切的关系。已故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曾结合古史传说中的“窜三苗于三危”这个记载，推测三星堆与长江中游古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三星堆的来源之一。当然，古蜀人也并非完全模仿周边地区青铜文化，而是在吸纳华夏大地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和再造，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再写新篇，为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提供了新证。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外来文明？这也是当前最吸引眼球的议题之一。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体性地认定为外来文明的产物，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除了以上已经论述的三星堆与中原殷商文明的密切关系等考古事实之外，还需指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条件之下，各自独立地产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足为奇。例如，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树、宇宙树、生命神树等）、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在考古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有同有异，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况且，即使是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也还需要做更为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例如，黄金面罩，在古埃及、古波斯文明中都是作为王者死后的“覆面”使用的，这个习俗和传统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流传甚为久远。但三星堆却是用来覆盖在青铜人像或神像的表面，其象征意义显然有别，其他类似情况也都不可一概而论。
同样，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已具备充分条件，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也是可能的。尤其是古蜀地处交通要冲，后来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方知其间必有民间的商贸通道可资利用。事实上，早在年代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已有若干物证表明中西文化之间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交流。例如，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研究发现，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国西北、西南地区，都曾经出土过作为杖首的“权杖头”，表明使用“权杖”以表达权威性的做法，早在史前时期已经出现在中国大陆，而且很可能是从域外传来的。在三星堆发现黄金制作的“权杖”，看来并非孤证。此次三星堆四号坑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表明四号坑中曾经存在过丝绸，显微观察发现三号坑部分青铜器表面也有纺织品残留物，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也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蜀地已能生产并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若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反之，三星堆文明是否同样也曾辐射和影响到域外的古老文明（如丝绸的早期传播），这种可能性也同样无法排除，只是对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物证来加以证实。
三星堆青铜文化中最令人感到神秘而震撼的，是由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异的青铜面具和各种头型、发式青铜头像组成的“青铜神灵系统”。这无疑已经超越了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用所谓过去的“常识”是无法解释清楚的。虽然我们目前暂时还无法对其做出最具合理性的诠释，但在世界古代文明的宏大视野下对其加以考察，比较已知的考古学成果，尽可能寻求更多的线索，从方法论上讲，是我们应该致力的重要方向。
三星堆考古还在继续进行中，无论还会出土什么超越“常识”的器物或者考古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而从上述三个维度去认识和走进三星堆，或许是揭开其神秘面纱的科学的必由之路。
（作者：霍巍，系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