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楼先生家门，年近八旬却步履轻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的师母热情地把我们领到被书籍环绕的客厅。楼先生微笑着跟我们攀谈起来。他从客厅中一幅老照片谈起，谈到中国文化名人、上世纪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先生。张伯驹一生传奇，为新中国捐献了大量珍贵文物，晚年境遇却十分艰难，甚至一度要靠亲戚朋友接济。楼宇烈先生本人就帮助过他们。楼先生说，张伯驹一句话就把一生悲欢通通消解了。“国家遭遇了那么多磨难，自己受这点苦算什么！”楼先生的大哥、知名学者楼宇栋是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是《考古》杂志创办人之一。
1956年大学毕业，因形势变化和特定的历史原因，留校任教的楼宇烈助教一当就是19年，直到1979年恢复职称评定，境遇才逐步改善。从教50余年，楼先生笔耕不辍。近年来，尽管年事渐高，他依然密切关注世界形势和国家发展，对当前社会前沿的文化现象有着自己的独家观察。先生近年来有多部新书出版，仔细阅读，每部都有新意。他尤其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可以说，他近年来的各种努力都是围绕这个大主题展开的。除了出版学术著作，楼先生更多是以自己的生活状态影响着后辈学人。
“神仙中人。”在中哲界，提到楼宇烈先生，很多人会这样说。多年来，先生言传身教，让人看到通透圆融的读书人的“雅”生活。有幸的学生更能亲身参与到楼先生的生活之中，每每雅集时，读经典，话中医，弹古琴，唱昆曲，习书法……道不远人，“教化就在生活中”，这正是楼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望传承的真义。
话题转到当下，从国际形势，到中国发展、新冠疫情、家庭教育、文化传承……近三个小时，楼先生解疑释惑，令人如沐春风，同时也让人感到先生寄望后学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殷切情怀。
楼先生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三不堂”，有“三不堂训”，即：“不苟为，唯贵当；不刻意，顺自然；不执著，且随缘。”三句分别取自《荀子》《庄子》和佛经。在此录释文如下，向楼先生致敬。
“夫三不者，不为，不刻意，不执著也。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为苟难，言（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此意谓，人不应为显示自己之行、言、名而背离常情苟且为之。唯以其所为之事合于常情常理（当），才是最重要（贵）者。
庄子《刻意》篇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此意谓，众人皆以种种故意做作来显示己之与众不同，而不知若能顺其自然，不刻意而高……则众美皆从之矣。
佛陀时时处处教导人曰：人生一切烦恼皆源于因贪嗔痴而生起之分别执著。所谓‘以有于执著，流转生死中’（《无所有善萨经卷第二》），‘若能自破缘起无常之诸相，于一切法无所执著’（《说无垢称经卷第四》）。随缘而处之，则成自在人矣。
余学之深有感悟，遂以三不名堂。以不苟为唯贵当自警，以不刻意顺自然自期，以不执著且随缘自勉。今笔之于书，诚亦愿与同道诸君共勉之。”
临别时，先生坚持起身相送，并勉励后学，重建国人的文化自信“要靠你们呵！”走出楼门回望，见先生仍伫立在门口，对我们双手合十致意。师母更是一路把我们送到楼外。
学问深时意气平。楼先生和师母的大家风范与家国情怀，深深印在我们心中……
反思传统文化，礼教和科学是两大关键问题
中华读书报：从近年来的国际形势看，人类似乎进入了一个观念迷茫期，中国学界呼吁重建文化自信，重新认识很多重要观念，可否分享一下您的最新思考？
楼宇烈：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这关系到两个大问题，第一是礼教，第二是科学。
现在一提起礼教，人们就想到“吃人”，认为传统的礼教就是束缚人、毒害人的。如果在一百年前，这样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但在今天，这种观念就值得反思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礼教当中有其糟粕，但更有精华，有其“活人”“养人”之处。从周代以降，三千年来，如果都是“吃人”二字，中国历史是怎么维持的？礼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子，把礼教否定掉了，就等于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推翻了，拆掉了。我们不能泼脏水把孩子一起给泼掉了。当我们只看到礼教“吃人”的一面，就看不到礼教有维系自我的品格、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和谐这样的功能。实际上，欧洲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就曾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如何认识礼教？礼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礼貌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划分等级关系的东西。礼教外在表现为礼仪、礼貌。但从传统的礼教来讲，它还包含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宗教、法律、风俗、制度、哲学、艺术……可以说是包括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礼教让我们要有敬畏心。
对“礼”讲得最透彻的是荀子。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西方的现代法制思想源自孟德思鸠，包括自然法和习惯法。习惯法就是习俗。他说过一句话：“一个有良好习俗的社会，它的法律是简单的。”这些习俗在西方是宗教，在中国就是“礼”。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这是针对春秋时礼崩乐坏的。真正讲礼的是周公。儒家讲“仁学”，强调人的自觉性。现在人类走进了死胡同，成为物质的奴隶，活得像机器。实际上，相比于物质生活，人更需要的是丰富的精神生活。健康的生命体，不需要太多的物质，物质太多了反而损害人的健康。文明，不在于物质有多发达，而在于人的自觉自律。过于强调物质，社会会由文明返回野蛮。
西方“法文化”强调权利，中国的“礼文化”强调责任和义务，二者是有差异的。只强调权利，就会发生相互之间的争斗；我们强调责任和义务，就会互相付出。
中国历来讲刑德并用，隆礼重法。荀子讲要富国、强兵、裕民。荀子讲的礼就是“群居合一”之道。他把世上物分四大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气有生但无知；禽兽，有气有生有知但无义；人类，有气有生有知又有义。“义者，宜也。”司马迁在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中讲“利诚乱之始也”，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不能见利忘义，而要见利思义。
这就关系到人类跟动物的最大区别。人是万物灵长，能够分辨。“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北宋哲学家张载说要为天地立心。邪心一起，天地就会变得乱七八糟。人的一言一行会影响天地。这就是人文思想。中国文化确实不好理解，因为没有绝对的标准。
关于科学，目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有科技，没科学，或者说有技术，没科学。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可以反过来想，有这样的科技，难道不是在科学的理念下指导发明出来的吗？
2020年12月，我去清华大学国学院参加陈来教授的会议，提出国学也包括科学内容，包括数、理、化、生。“生”指生命学，是用人文理念来理解的人类的生命学。中医的成就是建立在对人的生命学研究基础上的。200年前，有意大利学者曾写过一本书叫《人是机器》，当时是反对“上帝赋予灵魂”的宗教观念，认为人是机器。现在，人们在把机器变成人。
中国的科学是具有人文理念的，不同于西方的纯数学、纯逻辑的科学。中国用人文理念来指导科技发展。国学研究，可从两方面讲，一是礼，二是科学思想（包括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科学精神。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没有传统，哪来的原创？就像中医是我们的原创。我们要在继承好传统的基础上发展。
文化自信需要几代人来“立”，我们不能自我鄙视
中华读书报：那该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楼宇烈：人文中的很多东西是不存在现代化问题的，没有“古今之变”，例如“诚信”，哪有什么现代化？人要有敬畏心，自古至今都该如此。荀子讲：“循其旧制，择其善者而明用之。”我们一天到晚纠结于不善的东西干什么？我们不能自我鄙视。
要恢复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我们要对传统文化重建。我们用100年、几代人把文化自信推倒了，现在需要几代人来“立”。不要把这些看成“封建”“迷信”。“封建”这个概念也被很多人用错了。中国自秦始皇之后就不是封建制，而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后来有过门阀制，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影响更为深远。西方就向中国学习过科举制。我们不能一提中国传统，就联想到“封建”。
社会敬贤达，家庭尊孝道，个人重修身
中华读书报：重建传统文化，恢复“礼教”的善处，我们该怎么办？
楼宇烈：荀子在《哀公问》中把人分为五种：一是庸人，即“从物如流”的芸芸众生；二是士，士是有所坚持的；三是君子，君子是可以做榜样的；四是贤人，包括乡贤、贤达，要符合四个标准：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社会上，贤人已经是很少的，到最高一层的圣人更是罕见，圣人可明白整个大道，适应各种变化，通晓自然规律。现在我们要提倡社会贤达，要让贤人多发挥作用。
在家庭教育中，关键在于“孝”的养成。家庭教育最主要的是父母的榜样，如果能三代同居，是最理想的状况，因为可以各有榜样，父母对上一辈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孝”不完全是道德教化，它是符合人天性的。魏晋时的王弼对“孝”的解释很清楚：“自然亲爱为孝。”人的所有品德都是从天地万物学来的。差别在于，万物是无意识的，是自发的，而人是有意识的。人把无意识变为有意识，把自发变为自觉的。我常讲“乌鸦返哺”“羊羔跪乳”，这是动物的天性，人类还懂得“义”。
家庭教育中要相信孩子。我从来不要求孩子背书，明确反对小孩子读经背经，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习惯，例如打扫卫生。孩子自小应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道，学会感恩，人没有感恩心是不行的。之后，再学习礼乐诗文射艺。射箭要射中是很难的，需要身正、心正。在这方面，韩国比我们保持得好，他们还保持了射礼。
中国人的生命观，是整体的系统的生命观
中华读书报：为何西方没有发展出像中国这样的“孝道”文化？是农耕文明、地理因素的影响吗？
楼宇烈：地理因素固然有关，但西方没形成中国式的“孝道”，更主要是由于生命观的不同。关于生命观，世界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基督教的生命观，认为生命是神造的，生命有限，灵魂不死。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生命体，生命要实现永恒不朽只能靠上帝对灵魂的拯救。二是印度文化的生命观，这是轮回的生命观。生命不是由单一神创造的，有很多神来维护人类，肉体生命可以轮回。就像小鸟在笼子里，笼子坏了要换，要关注个体的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个体生命通过轮回来延续。三是中国人的生命观，是整体的系统的生命观。孝经里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个体通过后代生生不息。中国人强调不能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中国文化里的父财子承，也有父债子还。在西方，父债子是不用还的。这反映出中国文化强调责任和义务，而西方强调权利。
继续学习西方，但要先建立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
中华读书报：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中国已经富起来强起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了复杂磨合期，我们要如何看待学习西方？
楼宇烈：当然还要学习西方，但我们要先建立起自己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信，有主体有自信才能有借鉴。这一方面包括文化的话语权，一方面包括文化理念，即人文的理念。一切围绕“人”来思考，而非“物”来思考问题。我们讲生态伦理，也要讲科技伦理，人要享受生活。
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要有宽容和开放心态。我到韩国去，韩国人认为孔子是他们的，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孔子，韩国有韩国的孔子。我觉得不要争，他们推崇孔子是好事，让孔子被世界都接受认同，这不是很好么？
我们重新解释中国文化，要从生活入手。经过多年的全球化，中国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全球化过程中，会发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西方经过军事殖民、政治殖民、经济殖民，最后到文化殖民。有的西方国家说我们偷他们的东西，这是没道理的。文化本来就是没有边界的，是全人类共享的。文化是利益众生，而非只用来谋利的。西方近现代走过来，它的启蒙运动离不开中国的影响。现在，我们不要用“谁偷谁，谁抢谁”这样的说法。
应对疫情，要以“正气”胜“邪气”
中华读书报：这次新冠疫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很多人甚至怀疑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该怎么办？
楼宇烈：这次疫情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但疫情出现是天地中的正常现象，不用过度害怕，要相信人的自我修复能力。邪气永远有，战胜疫情，要培养自己的正气。大家都知道文天祥的《正气歌》，一提到它想到的就是爱国、正义、忠信。这当然没错，但这首诗除了正文，你还要读读他的序，里面讲的是诗的写作背景，如何以正气应对邪气。文天祥坐牢两年，战胜七种邪气，靠的就是涵养正气。中国古代医书典籍里有大量涵养生命的思想，如《黄帝内经》告诉大家如何保养、调理生命。宋徽宗写了《圣济经》，讲养生、摄生。中医和西医可能无法直接交流，但可相互配合。中医没有生理解剖学。西医生理解剖用的都是尸体，不是活的生命体。中医有“内观关联学”，以前我讲过“内观解剖学”，解剖二字不太恰当，现在用关联。
真正的上医大德认为，越少人买药才越好。但现在的医学被商业炒作控制了一切，把做人的道理都忘掉了，药越卖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