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当前，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经济发展有哪些现实意义?
白景明：2020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一枝独秀”，GDP迈上百万亿元新台阶，比2019年增长2.3%。由于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的基数大，2020年实现2.3%的增幅很不简单，充分反映出我国经济强大的韧性，也说明了我国经济有着强大内需支撑。
只有紧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稳步增长。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内需广阔、深厚，历经40多年的改革开放，产业体系健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内需有较好基础，具备了内循环为主的条件。同时，要继续保持扩大开放的战略。通过吸引外资、推进经济全球化，实现中国和其他国家优势互补。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如何更加精准有效?
白景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精准有效，要关注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财政政策具有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政策发挥作用是有条件和成本的，要把成本控制在低点。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要放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堵点痛点难点上，特别是资金要用在解决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上，放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财力要向基层倾斜，解决基层财政困难问题，落实好“六稳”“六保”，特别是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比如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
第三，2020年，我国加大对地方的财力支持，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8.39万亿元，增长12.8%，增量和增幅为近年来最高，而且设立并实施资金直达机制。2021年，资金直达机制有必要扩大范围，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对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以及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也纳入直达范围。
记者：受疫情影响，我国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比较困难，如何看待、化解这一矛盾?
白景明：收支矛盾可以说是财政管理上的一种常态。财政收入增长的客观约束比较强，主要来自于经济运行。同时，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无限的。相对于对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规模的要求，收支矛盾是长期化的。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财政在全球是稳健的。虽然收支矛盾问题存在，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有保障的。作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和其他国家相比，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
当然，相对于百姓对美好生活和公共福利增长的需要，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还有待提升水平、扩大规模。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努力挖掘增收节支潜力，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保持预算平衡和财政稳定运行，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记者：近年来，我国持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发挥了哪些作用，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白景明：我国减税降费力度是非常大的，“十三五”时期累计减税降费规模达到7.6万亿元左右。特别是2020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预计超过2.5万亿元。减税降费是政府在“切蛋糕”的时候，把钱留给市场主体、留给居民。
面对疫情冲击，对市场主体来讲，停工停产、减工减产和复工复产阶段恰好是现金流至为紧张时期，减税降费无疑是雪中送炭，增加了现金流，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边际效用最大。在减税降费中，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最大受益者。
2021年，我国还会继续推进实施减税降费。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宏观政策要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今年减税降费的着力点，我理解还是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活力，持续实施深化增值税改革等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继续执行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记者：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3.9%，如何看待财政收支形势?同时，“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如何推进?
白景明：2020年财政收入下降3.9%，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减税降费力度很大，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来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二是在我国税收结构中，第三产业占一半以上，由于第三产业在疫情中受到较大冲击，引起税收的相应减少。
应该看到，2020年随着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财政收入逐季回升，总体情况好于预期。2021年，预计我国财政收入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收支矛盾继续存在，支出压力比较大，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
“十四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比如，要进一步健全现代财政制度，包括财政体制改革、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等。预算制度改革要全面深化，包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等。在税制改革方面，个税等税种的改革要进一步推进，要加强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衔接、协调。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支出政策、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继续提质增效，打好三大攻坚战，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主动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