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冲击,近期疫情在全球出现反复,您如何判断今年国内外经济形势?
黄益平:今年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会比去年好,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素:一是疫情仍在起伏,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的步伐。各国经济复苏的轨迹也不会完全一致,疫苗能够控制住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但疫情得到完全控制可能仍需时间;二是疫情过去后,对经济是否会造成长期负面影响,仍然需要思考和关注。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肯定比全球的表现要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我国2021年经济增速将达到7.9%。去年四季度,我国GDP增长6.5%,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趋势增长水平,今年会继续保持。并且由于去年基数较低,今年的经济增速从数字上看还会更高一些。我们过去一年多来,采取了一系列财政、金融、货币政策来稳经济、稳企业、保就业,这些政策会在今年继续发挥作用。
对国内来说,接下来需要重视的是金融风险问题。从外部来看,需要密切关注全球货币宽松何时出现转向苗头,一旦美联储开始调整宽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与市场波动,这需要有心理和政策上的准备。从内部看,疫情是否会带来“后遗症”,市场违约率上升、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潜在风险需要高度关注。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应怎么做?
黄益平: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去年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推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措施。今年如经济增速按预期持续反弹,去年采取的大力度的稳增长措施就需要慢慢退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但这个过程肯定不会是“急转弯”。
特别是考虑到今年经济增长的形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宏观政策应该维持去年的态势但做适当的调整。去年的货币政策比较灵活,特别是采用了一些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但与主要央行相比政策取向相对稳健,今年应继续保持这一态势。
记者:去年金融系统完成了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您认为继续让利、引导融资成本下行在今年能否持续?金融系统如何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黄益平:相对宽松的金融条件包括较低的融资成本应该会持续。
过去3年,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持续下降,今年的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同样是可能实现的。总体看来,货币政策仍会保持充足的流动性来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共同努力,尽可能地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
但需要看到的是,去年政策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应该是应对疫情冲击的临时性措施,不会是长期性战略。毕竟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市场化风险定价是稳健运行的基本条件。
金融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还有不少手段可以使用,包括更多地运用直接融资的手段、增加信贷服务等;更加可持续的是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做法,如放松货币政策、增强竞争、改善信用风险评估及政府贴息等。
金融加大服务小微企业的力度,难在“获客难”和“风控难”,中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数量大、规模小、不确定性高,而且缺乏满足传统信用风险评估的资质要求。现在,传统金融机构一般用的是线下软信息的方法,通过银行信贷员长期、全方位地了解企业和企业家,进而作出信贷决策,效果非常好。但这种传统模式的问题是“量”做不大、成本也较高,无法形成普惠效应。而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大科技平台的长尾效应可以帮助大规模、低成本、高速度的获客,这样就解决了触达、获客的问题;用大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解决了风控的问题,这为解决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模式。但这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是从平台自身来看,如何保障其信用风险评估模型的稳健程度;另一方面这也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出台相关的数据政策、保护消费者权益、有效监测其行为并控制金融风险。
记者:中国金融业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服务好新发展格局?
黄益平:金融业面对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增长要转型,而金融体系尚未完全跟上转型步伐。
我国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十年有效支持了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过去是要素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这套金融体系行之有效,但现在要转向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就需要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开放和创新。
金融改革的方向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二是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三是改革监管体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
还要重视金融业的开放。近两年,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这一方面增加了国内的竞争,让金融服务水平在竞争中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也把国外较好的金融产品、金融流程和模式引进来,更好地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目前来看,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十四五”期间金融开放的重点突破领域。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程度已经大幅提高,不远的将来可能走向有管理的清洁浮动。
在开放的同时,我们也更应关注风险,在短期内国际经济还不稳定,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可能在未来几年发生较大调整的背景下,如何在推进金融开放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