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大城市正在积极寻求一条更富特色的途径来焕发生机,面向世界。高品质生活已然从单纯的工业需求向多样的现代服务业转变,城市发展面临由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转型问题。一座城市不能仅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一种记忆、一种情感,而城市中保存的遗址遗迹、历史街区、工业遗产等则是寄托城市情感、重塑城市精神、彰显城市特色的城市记忆所在。
【一】
“大华·1935”前身是老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位于西安太华南路,始建于1935年,由著名纺织技术专家和教育家石凤翔先生创办,是西北地区建立时间最早、建成规模最大的民族机器纺织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大华纱厂成为西北纺织行业骨干企业之一。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华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民族工业发展史的缩影,传承了中国近代实业救国的民族工业精神,见证了我国工业文明的进程。
2011年,大华纱厂按照“整体保护、合理利用、综合更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进行改造。工厂原有的工业生产空间向人文休闲空间转变,从“封闭空间”转换为“社会空间”,实现了物质、精神、文化和社会等多维空间的嬗变,空间被不断生产与重构,与周边的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明城墙、老火车站呼应,形成多重价值的文化旅游区。
【二】
改造前的大华纱厂其空间要素主要有三个特征:
一是历史文化空间的独特性。大华纱厂位于唐大明宫遗址东侧,且有近一半的生产厂区建在大明宫东内苑遗址之上,成为工业遗址与世界遗产双重叠加的复杂地段;
二是外部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大华纱厂在西安火车站铁道以北,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居民生活不便,社会治安欠佳,片区整体形象与西安文明古都形象不协调;
三是内部空间形态的单一性。大华纱厂厂区构成要素单一,主要为厂房、库房、锅炉房、办公用房等生产性建筑。
改造后的大华纱厂,已成为新的人文休闲空间,该空间涵盖了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是物质空间,作为可视的实体空间,对厂区格局和建筑进行景观化处理。大华纱厂起先围绕工业生产形成,空间结构简单,属于静态空间。被保留下来的厂区格局及建筑,自然而然地成为最易识别和感知的物质空间。改造时,整个厂区重新进行了功能和景观设计,在遵循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进行加固、美化;将一些工业生产设备改造利用,改变功能,形成适应现代生活与公众文化需求的休闲场所和消费空间;对厂区个别道路进行重新铺装,方便游客与货物的流通以及游线的设计。旧厂区原有7个车间被重新划分为:N1织梦车间、N2百戏车间、N3动力车间、N4日集车间、E1乐府车间、E2翰林车间,以及S1-5FUN享车间。从建筑规模大小和外形特征来看,N区和E区是典型的包豪斯工业风格,S区则为更加柔美的民国建筑特色。
第二是精神空间,作为物质空间的支撑,同时也是人文休闲空间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化的空间类型,精神空间所生产的是一种被认同与被感知的共融空间,包括市民、纱厂职工及家属等旧有空间的参与者进行的记忆比对,以及外来游客等这一重构空间参与者进行的臆想比对。城市工业遗产最重要的价值,除了是工业发展历史的见证外,还是城市历史、城市气质、城市性格重要而独特的展示窗口。“大华·1935”把一个衰败的厂区转变成一个展示近现代西安工业发展历程的重要场所,使人们能够更真切地认识大华所代表的实业救国的“家国情怀”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第三是文化空间,即文化、人文的展示交流空间。在大华纱厂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将传统工业空间改造为纺织工业遗产博物馆,利用生产厂房展示纺织机器、纺织技艺、纺织故事、纺织人物等,满足了大华人对历史的追忆,以及市民游客学艺博闻的需求。由厂房、办公用房等改造成的小剧场、书场、文化创意中心、新概念书店、文化会展平台等,满足了各类型文化展演、创意活动的需求。项目自运营以来仅小剧场艺术演出超过1000场。
此外,与大华纱厂一路之隔的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明城墙、老火车站,会定期举办西安国际马拉松比赛、国际草莓音乐节等大型节事活动。四处遗址相互呼应,共同呈现出历史风貌与现代都市生活巧妙融合、文艺气质与时尚潮玩感觉相碰撞的独特魅力。
第四是社会空间,涉及社会各个群体的感知与参与。强调随着新植入的产业要素及其结构的改变,空间使用者的行为空间亦随之改变。新的投资运营管理者积极参与,先后引进了163家品牌商户,促使要素、业态不断丰富,为老厂房注入新能量,为砖墙和机器赋予了历史温度和时代活力。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政策、制度、规划、符号等形式体现出自身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诉求,并积极倡导、引导纱厂职工、社区居民转变观念,到新的人文休闲空间中工作,由传统“纺织工人”转变为现代“服务业者”。
【三】
通过“大华·1935”工业遗产空间生产的过程,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启示。
一是要创新遗产保护理念。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要冲破静态化、被动式为保护而保护的传统思维与模式,坚持在发展中保护、以发展促保护。珍视传统,但绝非言必古人,艺必古典,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按照文化发展规律,结合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在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弘扬遗产蕴含的思想智慧和精神力量的基础上,创造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精品。
二是要加强遗产空间生产。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作为该民族在生产生活中聪明才智的体现和劳动的结晶,总是与孕育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相统一的,反映了当时生产发展阶段特征,并为当时社会发展、文明进步而服务。因此,遗产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需求变化做相应改变,旧功能被新功能取代,传统空间转向新的价值空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一“生产”“转向”过程中,要促使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各种要素和各类主体在“旧空间”产生“新聚集”,激发“新动能”,使新空间不仅可以成为博物馆、学校、小剧场、展馆、秀场、商店等能够满足当下多元社会需求的实体空间,还要融入高新数字技术,如5G、AR、VR、MR、人工智能等,“生产”出遗产“数字空间”或“虚拟空间”,以适应时代需求,助推时代发展。
三是要突显遗产记忆功能。“任何一种文化遗产是属于某一个特定族群在特定语境之下的集体表述和历史记忆。”在现今城市现代化和城镇化急速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而保护利用好珍贵的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群体记忆”和维系地方文化认同功能,无疑是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的现实所需,更是保留城市根脉,彰显城市气质、塑造城市形象的必然选择。
(作者:李颖科 程圩,系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