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关注中华文明起源是在1983年。

　　那一年，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长、新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出版。那是他将自己在日本进行的六场讲座的内容汇集整理而成的。书中主要根据考古发掘的成果，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河南西部的二里头遗址应当就是夏王朝的都城。

　　就在这本书出版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用石块建造的大型方形积石墓和圆形祭坛，出土了女人像和各种动物塑像的神庙。牛河梁积石墓葬中出土了玉龙、玉鸟和“筒形玉器”“勾云形饰”等不知用途的玉器。无独有偶，在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了建造在方形祭坛上的贵族墓葬，墓葬中随葬数十件圆形的玉璧和外方内圆的玉琮。几乎同时，在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了几座随葬数十件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的大墓。这几座大墓和附属于它们的一些中型墓单独位于一个区域，与其他小型墓葬相分离，小型墓葬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显示出当时的阶层分化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这几处发现除了陶寺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地区外，其他的遗址都在中原地区之外。这对那时一直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中原中心论”（即中原地区自史前时期开始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中心，是最先进的地区，周围地区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强烈的冲击。

　　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级学者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和“古文化、古城、古国”及“古国、方国、帝国”的系列理论。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和夏鼐、苏秉琦两位泰斗级人物都如此关注文明起源这一问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我在大学读书期间，受恩师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影响，对新石器时代考古，特别是长江下游出土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当时的社会，抱有浓厚兴趣。1982年年初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我一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发掘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贵族墓地，主要精力放在考古发掘和西周时期考古资料的收集上。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对长江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关注。我1986年发表在《考古》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研究良渚文化玉琮的。此后，我也一直关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1987年秋季，我受单位派遣，赴日本进修日本考古学。在日本期间，我惊讶地发现，对于以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中华文明从夏代开始、具有4000年历史的观点，日本的很多学者并不承认。他们沿袭老一辈学者的观点，认为夏王朝并不是实际存在过的王朝。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几乎都是以出土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只是传说。按此观点，中华文明只有3300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赴日本进修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日本和朝鲜半岛考古学，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但是，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始终是我关心的课题，一直放不下。古坟时代（4世纪到7世纪）是日本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时期。我发现其年代大大晚于中国，无论是王权的出现和强化的过程，还是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之间的关系是从承认地方酋帅的控制权到派遣官员到各地担任“国造”，以此来巩固中央王朝对各地统治的进程，都与中国商王朝对方国的控制及西周王朝封邦建国，强化中原王朝对各地的统治的过程十分相似。于是，我在日本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90年夏天完成了我的第一部专著——《从邪马台国到倭政权》，对中国和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这部书中，延续了夏鼐先生以夏王朝的建立作为中华文明开端的观点。我以这部专著通过了日本九州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我的第一个博士学位。从日本回国后，我不甘心终止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又于1993年师从中国著名学者、东亚考古学大家王仲殊先生，拿到了第二个博士学位。

　　此后，我遵从张忠培先生“回归主战场”的点拨，重新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商周考古学上。1996年8月我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后，即于当年秋季率队开展了对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宫殿群的大规模发掘。恰巧从1996年开始，科技部实施的“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作为商周考古研究室的主任，我有幸直接参加断代工程，负责指挥我们研究室各个考古队配合工程开展工作。

　　2000年断代工程结束后，我和其他参加工程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继续多学科结合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2001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建议》的文章，针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导思想、思路、技术路线、研究内容阐述了我的想法，提出“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我的想法得到科技部的认可，于是，2001年科技部责成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之一——李伯谦先生，以及我和北大的赵辉教授共同负责探源工程的筹备。

　　鉴于开展探源工程，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涉及的学科、研究的难度比断代工程复杂得多，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在得到科技部的同意后，于2001年年末到2003年年底先进行了两年多的探源工程预备性研究。

　　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探源工程要设置哪些课题？经过和很多相关学科的学者商议，最后决定，预备性研究设置如下课题：“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遗存的年代测定”“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相关学科的数十位学者直接参加。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各个课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成果。诸如传说和文献整理研究、文字与刻符的整理、上古天文与历法研究等课题，主要是整理了及至那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

　　看到了预备性研究取得的成果，科技部感到，立项探源工程，支持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有望取得成果，推进相关研究。

　　2004年夏季，科技部决定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于当时“十五”计划仅剩两年的时间，我们把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研究的时空范围确定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这个时间段就是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到商代初年，是中国古代王权和国家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

　　我们以中原地区作为第一阶段工作的对象，引起了少数中原之外地区学者的质疑：为什么最先在中原地区开展？是不是“中原中心论”老调重弹？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们之所以考虑将中原地区作为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的研究区域，一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选择了这一区域，有研究的基础；二是，更重要的是，中原地区考古工作起步最早，7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考古资料，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较为充分，考古学文化发展的脉络较为清晰，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础也比较好；三是该地区是夏、商王朝的诞生地，流传下来较多的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可以“从已知推未知”，从已经确凿无疑形成的文明向上追溯，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的顺利实施。

　　第一阶段研究的时空范围确定之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工程第一阶段究竟设置哪几个课题？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我们对预备性研究设置的课题进行了取舍，设立了如下五个研究课题，这些课题成为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的主要研究领域：

　　⒈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

　　⒉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研究；

　　⒊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

　　⒋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

　　⒌综合与总结：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

　　经过两年的研究，这几个课题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最为重要的是，摸索出一条多学科结合、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机制和技术路线，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探源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6年，探源工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研究。我们把工程研究的年代提早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研究的范围扩展到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之所以把研究的上限向前提早了1000年，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10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关键时段。那时已经发现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坛冢庙和安徽凌家滩随葬上百件随葬品的高等级墓葬，它们的年代都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这些资料必须纳入工程的研究范围。此后，直到工程的第四阶段，时间范围都是保持了这一阶段设定的年代范围。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研究的内容，沿袭了工程第一阶段的内容，即考古学文化谱系和重要都邑遗址的年代、各地自然环境状况及其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状况以及各个课题的整合研究。

　　探源工程涉及的学科有近20个，其中自然科学的学科就有十三四个，是迄今世界上参与学科最多的研究人文学科重大问题的项目。这些学科的学者之间，以前虽然有个别、零星的交流乃至合作，但多局限于某一两个学科的少数学者，作为学科整体上很少进行合作。正因如此，工程实施之初，最为困难的是，各个学科究竟如何在工程研究中实现真正的有机结合。由于各个学科之间彼此不十分了解，在工程开始阶段，经常出现由于互不了解而产生误会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真正做到多学科的有机结合，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实行各个课题的双组长制，每个课题由一位考古学家和一位从事相关学科的学者担任组长，及时磋商课题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二是由各个课题的组长组成工程执行专家组，我和赵辉教授任执行专家组组长。执行专家组成员共同商讨工程的技术路线，及时解决工程实施过程出现的各种学术问题。我们不定期地召开执行专家组会议，有多次会议是在工程的重点都邑遗址或其他中心性遗址召开的，各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商量在该遗址中自己的学科能够发挥的作用，对田野考古人员提出相应的要求。三是要求从事“科技考古”的学者深入田野考古发掘现场，亲自取样，并在现场了解观察这些标本存在的地层和遗迹的情况，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标本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更准确地参与对这些标本包含信息的阐释。这些措施使各个学科相互加深了解，促进了各个学科的有机结合，保证了工程顺利实施。

　　在工程第三和第四阶段，我们在各个课题取得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本课题中，加强本领域的研究与文明演进关系的研究，回答环境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引导各个课题带着这些问题来研究各自的课题，这是对他们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当时各个相关学科最为欠缺的意识。这一举措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各个学科透物见人的意识大大增强，为研究和解释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条件。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工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1.经过十几年的多学科研究，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距今5000年前后，在长江、黄河和辽河流域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出现王权、阶级和国家，相继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研究结果表明，中华五千年文明并非只是个传说，而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2.从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的特质，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的关键特征，丰富了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

　　3.通过多学科研究，对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区域性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资源的获取，以及其与各地文明演进的关系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为今后在考古学乃至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结合摸索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4.对距今5500年到4000年期间，各区域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汇聚融合、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研究结果表明，各个区域文明相互交流、借鉴、吸收、融合重组，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汇聚了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此后，夏王朝又以自己独创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各地区施加了强烈的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各地的史前文化都做出了贡献。揭示出中华文明这种“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于增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如今，探究文明源头的工作仍在继续。回忆之前的历程，感慨万千。我想代表参加工程的全体科研人员，对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充分尊重科研规律，尊重学者严谨扎实地开展探索，对学者的研究给予各方面的有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我要感谢参加工程的近二十个学科的近400位学者，你们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潜心钻研，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我还要感谢所有为工程的实施和成果的宣传做出了贡献的人们。谢谢你们！

　　（作者：王巍，系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