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需要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呈现出数量增加、质量提升的态势。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0892元，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些历史性的突破意味着我国社会的巨大发展、社会格局的持续优化，必将带来文化需要的新一轮喷发。因此，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历史变迁，厘清内在逻辑，判断走向趋势，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提供学术思考，就应当成为理论界关注和探讨的论题。
历史变迁：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文化需要呈现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多种矛盾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是影响和制约一定时期一个国家发展的决定性矛盾。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把人民的需要状况与人民需要的满足状况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以此构建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推动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一直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构成要素，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而呈现出不断的变迁。
第一，“站起来”：贫乏抑制的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挣脱外来压迫“站起来”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总体上处于被动封闭的国际环境，要收拾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铺垫迈向现代化的扎实基础，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党的八大立足实际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及主要矛盾作出了充分分析和科学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科学判断也充分显示出当时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所面临的社会发展状况。
整体而言，这个阶段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是被抑制的。一方面，国家认识到文化需要满足的重要性，但是囿于物质贫乏也只能提供低层次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满足主要是采用传统的看书、听广播、看电影、民间歌会等方式来实现，有时甚至连最基本的文化需要都无法保障。据统计，“1953-1957年我国五年文化事业费总投入为4.97亿元……此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55个，文化馆站896个，博物馆21个。广播制视传播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政治对文化生活的渗透太多，扭曲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满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抛弃了党的八大对这一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把社会中的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文化领域过于强调政治的引领作用，不注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表达，忽视群众休闲娱乐、放松身心的需要，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要一度被扭曲。
第二，“富起来”：初步释放的文化需要。中华民族不仅要站起来，而且要富起来、强起来。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起来”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不断革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束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推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开启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准确判断：“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逐渐被激发出来、释放出来，呈现江水摆脱闸门的状态：一是文化需要的升级、转换迅速。这一时期我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385元上升到2012年39874元，国家文化事业费总投入由1978年的4.4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480.1亿元。随着社会的发展、投入的增加，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也由较低层次的需要为主向中高层次的需要为主快速转变。在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层次大幅提升的过程中，文化主题不断切换，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新潮小说、后新时期文学等渐次出现，音乐界的港台风、西北风、校园民谣等依次流行，以致很多人感慨“各领风骚三五年”追都追不过来。二是文化需要的客体化、同质化。客体化的文化需要表现为人们参与文化活动时只调动自己听觉、视觉等，没有充分调动自己的大脑，如“上车睡觉、下车看庙”的旅游、葛优躺式的看球、听歌、看剧等。文化需要的客体化容易导致同质化。回顾这一时期的文化需要状况，很多领域大家都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观看比赛万人空巷、观看影视万人空巷等。“万人空巷”在表明流行盛况的同时，体现出的就是文化需要的同质化。这个阶段文化需要的这些特点，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初步摆脱抑制状态的正常表现，文化需要层次不断提升的态势在这一时期业已形成，而且在加速发展。
第三，“强起来”：质量凸显的文化需要。2017年党的十九大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新的主要矛盾判断，概括出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已经发生的新的变化。
整体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几年，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呈现出质的提升超越于量的扩大的态势。居家休闲55英寸大屏幕电视成为主角;外出旅游中端酒店逐渐取代快捷酒店;电影消费新式影城全面取代旧式电影院……在文化需求的满足中，品牌、感受越来越取代价格，成为人们考虑的首要因素。新时代，文化需求满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网上文化需求满足的比重越来越高。网络游戏、网络文化创作、网络文化互动，无处不网、无时不网，人民群众通过网络追求更丰富、更便捷、更互动的文化活动。2019年7月11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显示：“2018年，中国移动应用市场上TOP30的应用领域活跃用户数均在1亿人以上，其中，社交、视频等头部领域用户规模已趋于饱和，增长率趋缓。而处在第二梯队的，音频娱乐、移动购物、资讯等领域用户规模仍保持快速增长。”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种类不断增加的趋势。
内在逻辑：社会、人、技术的三重变奏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历史变迁表明，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由数量到质量、由低级到高级的提升变迁主要是由社会发展推动的，社会发展决定了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具体内容和实现程度。而属于社会发展范畴的人的解放和技术的进步在文化需要变迁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社会、人、技术的合力变奏构成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变迁的内在逻辑。
首先，社会发展决定文化需要变迁。“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呈现状况，同样的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决定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变迁。
第一，社会发展决定文化需要的内容。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不是主观的、任意的，而是受到两个方面制约的：一是人民群众的文化认识水平。人民群众不可能需要他们认知以外的文化，这也就是我们回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时，无论如何仔细也无法发现他们存在对网络社交文化的需要一样。人民群众的文化认知来自于社会实践，整体上是由具体阶段社会发展所积累的全部实践所决定的。二是人民群众满足文化需要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文化可以同时满足这三个层次需要。除去享受需要，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都要受到具体阶段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它们必须契合具体阶段社会发展状况，否则它们就是无效的。因此，满足文化需要的目的决定了文化需要的内容是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第二，社会发展决定文化需要的风貌。对文化而言，风貌指的是特定的文化所呈现出的主流精神状态，它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风采和风格。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文化需要风貌的变迁和社会发展具有较高的契合度。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既反思过去又盼望改革。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崛起，《班主任》《伤痕》等影响颇为广泛，反映改革探索的报告文学也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国的开放持续推进，不仅学英语成为热潮，《北京人在纽约》一类的“洋插队”影视剧也霸占电视荧屏。这些事实都体现了社会发展对文化需要风貌变迁的决定性影响。恩格斯曾经提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表达出文化是对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反映，而且与政治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一科学论断也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典型的事例。但是这种文化现象并不是整体存在的一般文化现象，而是局部存在的个体文化现象。就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时间段而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变迁仍然是由社会发展所决定的。
其次，人的解放推进文化需要变迁。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主体，也是文化“以文化之”的客体，是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文化需要是人的需要，人的解放是推进文化需要变迁的重要力量。
第一，时间解放推动文化需要增长。时间的解放就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从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必要劳动时间逐步缩短、闲暇空余时间逐步增加。在过去的七十多年中，一是显性劳动时间缩短。1994年3月我国开始实行大小周末制度，1995年5月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每周实际工作时间缩减到40个小时。二是隐性劳动时间缩短。随着交通的改善、家电的普及等，用于上下班交通、家务等的隐性劳动时间减少。三是离退休时间增加。我国的离退休年龄一直没有作大的调整，而医疗进步、生活方式改变，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1957年的57岁上升为2018年的77岁，离退休时间的不断增加。时间的解放为人民群众满足文化需要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保障，人们可以把更能多的时间用于教育、娱乐、体育、艺术等文化活动，因此全社会首先在数量上对文化需要的持续增长，这为质量上的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智力解放提升文化需要品质。高品质的文化可满足高品质的文化需求。文化需要受制于智力储备，下里巴人难以欣赏“阳春白雪”。智力解放是人民群众因为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导致的文化认知、欣赏、创造能力的增长。“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素质十分低下，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适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不足2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国家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1982年全国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7.2%，1990年占9.4%，2000年占14.7%，2010年达到22.9%，2018年提高到29.3%，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人民群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使他们能够认知、欣赏、创造更高品质的文化，从而推动了他们文化需要的品质提升。
第三，思想解放拓展文化需要界域。思想解放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禁锢，拓展了人们的思想视野、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心胸，把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界域由一元拓展到多元。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就是一次全民的思想解放，这以后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同时也在推动思想解放的持续深入。人民群众逐渐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更加客观地看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存在。人们认可主流价值观念的多种文化表达，认同不同文化之间既有交流也有交融交锋，接受二元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多样文化，接纳公众与个人、大众与小众之间文化的各美其美。由于思想解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优秀文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都成为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满足的文化资源。
最后，技术进步影响文化需要变迁。文化依赖于载体而存在。文化载体是客观存在，技术进步能够推动文化载体的变迁。文化的变迁不仅仅是文化观念内涵的变迁，也包括着文化载体的变迁;同时文化载体的变迁也影响着对文化观念内涵的承载，促进文化观念内涵的变迁。因此，技术进步影响文化的变迁，影响着文化需要的对象。
第一，技术进步升级文化需要。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人民群众对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文化载体是历史的产物，总是受制于特定时期的生产能力而存在壁垒效应。技术进步能够不断突破壁垒，创新出特定时期最具比较优势的文化载体，提升人民群众对文化需要的满意度。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中，七十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印刷媒介(报刊)、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等)、网络媒介(互联网)三个阶段，技术进步使我们的沟通和交流越来越便捷，这就是技术进步促进的文化需要满足呈现出的升级式发展。同时，技术进步还带来新的文化样态的出现。网络技术是我们近年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依托于网络技术进步的虚拟空间的出现、虚拟社会的发展，“颠覆性”地改变着人们的文化需要的满足。
第二，技术进步丰富文化需要。技术进步不仅仅表现为技术突破，这是技术发展的质变，技术进步也表现为技术改进，这是技术的量变。技术改进同样会引起文化载体的变迁，这种变迁最多的表现为同一文化的观念内涵由一个文化载体扩充为多个文化载体予以承载。这样，技术进步可以丰富人民群众对于同一种文化需要的选择。这种技术进步同样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是特定文化的观念内涵要求突破单一载体的物质门槛、“审美疲劳”等约束的必然结果。电影文化是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化样态，它的承载载体几十年来就由电影院(场)拓展到电视机，再拓展到电脑和目前的移动终端。它们同时空共存，为人民群众电影文化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多种可能，这些都是技术进步带来的。
走向趋势：文化自信的喷涌勃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论断，而且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切实的感受。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个“强起来”概括了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风貌：社会生产显著提升，生产能力的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发展，更加自信。社会生产生活这些“质”的提升必然从整体上决定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而在微观层面，十二年义务教育的逐渐普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网络教育和社会培训的兴起，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知识素养;科技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把人们从重复的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些变化意味着今天人民群众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文化时间、文化能力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将迎来新的变化。
自信是文化新需要的主色调。一个人需要自信、一个国家同样需要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取得新进展的背景下，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会被激发出来，自我矮化、自我丑化的文化作品和产品受到批判和抛弃，自信会成为新时代文化需要的主色调。第一，自信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人民群众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是文化自信的核心所在。文化自信首先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因此，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作品会更多的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和喜爱，这是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的基本表达。第二，自信提振原创性文化需要。原创性是指基于社会实践的独立创作，它可以是传承、借鉴，但绝不是抄袭和剽窃，也不是翻版、改编、整理和译介，创新是它最鲜明的标识。只有文化自信才有文化原创。对原创文化的喜爱、需要，是人民群众抑制不住的、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的外在映射和表达，是勇于向前、敢于探索的文化表征。第三，自信提高包容性文化需要。文化自信源于文化交流互鉴，摒弃文化保守和文化自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是文化自信的宽广胸襟。文化自信，传承、吸收、借鉴、交流甚至交融交锋成为文化的常态。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统摄，优秀传统文化、异域优质文化，都是拥有文化自信的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文化品种。
创造是文化新需要的大趋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从制约文化创造主体性显现的时间因素、智力因素、思想因素中解放出来，由现实的、隐蔽的主体转化为现实的、显现的主体。“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正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把人民群众满足文化需要的状态化分为主体状态和客体状态，现在已经出现并且将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人民群众主体创造型文化活动的需要不断增长。主体创造型文化活动主要是指人民群众在参与文化活动中，能够发挥主体作用，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的文化活动，文化成果的创造过程、创造成果是创造主体文化需要满足的源泉。身心自主参与、创造新成果是主体创造型文化活动的主要标识。今天生活中不断增加的教育活动、体育活动、网络文学创作活动等就是人民群众对主体创造型文化活动需要增长的表现。人民群众客体接受型文化活动的互动需要持续增加。客体接受型文化活动主要是指主体在参与文化活动中，呈现出客体状态，被文化活动的施行方所影响的文化活动。在这种文化活动中，参与主体的文化满足是在文化活动施与方的影响下实现的。这些文化活动中互动环节的增加，实际上人民群众文化主体需要显现的一个表达。最典型的趋势是讲授类节目越来越抛弃“一人、一桌、一口”的单向形式，而越来越灵活地增加嘉宾与观众的互动。甚至在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为了吸引游客，也在努力增加体验环节。
多样是文化新需要的大潮流。文化需要的多样性是文化自信的必然结果。文化自信促进人的解放，人的解放意味着人的自由发展，认同自己的自由发展也意味着理解、包容他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文化新需要多样性的逻辑基础。首先是文化观念内涵的多样性。对于同一个事物，人民群众需要多角度、多层面的认知、解读、阐释，仅仅只是一种或几种观念内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差异化、个性化的文化需要了。人民群众文化新需要满足的多样性大潮涌动，并不意味着需要观念内涵“全色系”的呈现。“全色系”的呈现是文化迷失，而不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以最大公约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文化观念内涵的多样性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多样性。其次是文化承载形式的多样性。对于同一文化观念，需要不同的文化载体来呈现、表达。这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所带来的个性化文化需要，而且今天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也为这种需要提供了物质可能。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化载体世界，凸显个性的文化需要满足，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应然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