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勤奋，才能获得成功。张永明在《家训》中指出：“天下之民，各有本业。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货财。此四者，皆人生之本业，苟能其一，则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终身之事毕矣。”

　　明代有个官员叫刘菘，出身贫寒，但是喜好读书，用力甚勤。“家贫力学，寒无炉火，手皲裂，而抄录不辍。”为学，刘菘能够做到勤奋;为官，刘菘亦能做到勤苦。刘菘被授予兵部职方司郎中，奉命去镇江收购粮食。刘菘来到镇江后，了解了朝廷在镇江收粮食会加重当地百姓负担，于是“崧力请得少减”。担任北平按察司副使期间，“轻刑省事，招集流亡，民咸复业”。此后，他在每一个职位上都能做到勤于政事。等到他退休后，朝廷非常想念他，拜其为司业，“赐鞍马”，“令朝夕见”，与其见面后热切聊天交流，只是他不到10天就去世了。临终前，仍然谈论着国家大事，而没有涉及家事。“刘子高(刘菘)勤国初，匪止以清介闻也。”

　　士农工商，首先是读书人，他们通过勤奋读书，考取功名，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已经被很多古代读书人作为人生信条。“家族兴旺书为本，祖宗业盛源自勤。”刘菘的人生履历就是生动的说明。至于从事农工的人，起早贪黑，更是需要时间、精力和辛勤地付出来得到回报。浙江金华卢氏家训中强调：“凡我族人，必先勤农工，务根本，保衣食，求发展。各业善艺，务求精深。”商业的经营，如果没有勤奋作为支撑，亦是较难维持的。勤奋勤劳对于通过商业致富的人亦是十分重要的。

　　不同行业的人，要想获得成功，均离不开勤奋，这里的勤奋多指尽力而为。除了尽力而为之外，还有尽道，遵循各自不同的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何士晋在《宗规》中说：“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勤则职业修，惰则职业堕;修则父母妻子，仰事俯育皆有赖。堕则资身无策，不免姗笑于姻里。然所谓勤者，非徒尽力，实要尽道。如士者，则须先德行，次文艺，切毋因读书识字，舞弄文法，颠倒是非，造歌谣，匿名贴。举监生员，不得出入公门，有玷行止。士宦不得以贿赂官，贻辱祖宗。农者，不得窃田木，纵牲畜作贱，欺赖佃租。工者，不得作淫巧，售敝伪器什。商者，不得纨绔冶游，酒色浪费。”士农工商都有各自的“道”，如果想在各自行业有一个长期的发展和较大成效的出现，必须遵守带有规矩性质的“道”。

　　古人家书中的勤奋观还强调专注与持久，如果短时间内做到勤奋，可以获得一时成功;如果长时间内做到勤奋，就可以获得长期成功。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说：“昔东坡曰：‘人能从容自守，十年之后，何事不成?’今后生汲于谋利者，方务于东，又驰于西，所为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人之以此破家者多矣。故必先定吾规模，规模既定，由是朝夕念此为此，必欲得此，久之而势我集、利我归矣。故曰：‘善始每难善继，有初自宜有终。’”北宋名臣韩琦可谓专注于政事，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勤政。他考上进士后，监左藏库，认真管理仓库，严格货物查验和监督制度，作出了政绩。后在朝中担任右司谏，“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馀疏”。从中，可见韩琦的勤政程度。

　　朝廷派韩琦担任经略安抚、招讨使，因其考虑周详，屡挫敌人。后与范仲淹抵御西夏，“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直到元昊向宋称臣，韩琦看破元昊提出的称臣条件，提出解决该问题的“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其忧国之心、勤政程度亦可窥一斑。韩琦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担任过宰相，后辞去相位，坐镇地方，继续为民任政。

　　韩琦移判大名府，因大名府人口众多，政务繁多，所以比其他地方付出要多。当时，韩琦虽然已经年过60，但是仍然事必躬亲，勤政为民。韩琦后来移判相州，仍然坚持为民原则，深受百姓拥戴。相州百姓“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扰吾侍中也’”。韩琦勤政有一个特点就是“知无不为”。有人鉴于此，向他提建议：“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回答：“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欧阳修称赞他：“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