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多重因素交织，给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出严峻挑战。一方面，需要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堵点”，练好内功，畅通各生产流程的循环;另一方面，也要找准链条上的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多措并举确保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以更大力度的创新激活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动能。

　　芯片“断供”折射产业链短板

　　【案例】

　　今年5月，美国针对华为的“芯片禁令”升级。根据禁令，华为在9月15日之后将无法继续获得台积电等提供的高精度芯片代工产品，也无法向高通等美国公司采购高端芯片。相比之下，大陆的芯片厂商在高端芯片制造上的技术和工艺能力还有很大差距。华为麒麟高端芯片将面临因“断供”而“绝版”的风险。

　　8月7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年峰会上表示，去年遭遇美国制裁之后，华为已经少发货了6000万台智能手机。由于芯片“断供”，华为手机今年的发货量可能比去年的2.4亿台还要更少一点。

　　“过去十几年，华为在芯片领域的探索从严重落后，到比较落后，到有点落后，到终于赶上来，到领先，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研发投入，也经历了很艰难的过程。但很遗憾，我们只是做了芯片设计，没有搞芯片制造。”余承东说。

　　芯片，离不开产业链的支撑。生产一个小小的芯片，需要设计、材料、制造、封装测试等上下游产业链的密切配合，每个环节都不可或缺。如果产业链中一个环节存在短板，就有受制于人，甚至被“卡脖子”的风险。

　　“我国芯片受制于人，很大程度上在于精密制造、精细化工、精密材料等方面的落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认为，我国应该加强自主化，认真考虑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从最基本的工业基础做起，在化工材料等关键短板领域进行布局，同时必须要有长期作战的决心。

　　在邬贺铨看来，我国仍有很多领域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更多领域共同发展，打造一个全产业链生态。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明皓认为，在制造业领域，各种发展不平衡问题、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产业基础薄弱。比如，一些“致命”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大量依赖进口，部分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较差，产业基础发展滞后，与其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

　　对此，朱明皓认为，在当前一段时期内，我国应聚焦基础产品和基础技术，围绕“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包括高端芯片和传感器)、基础材料、基础检测检验设备和平台、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基础工业软件”五个方向开展布局。支持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系统解决产业基础相关领域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关键问题，构建全面提升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作用。

　　“要推进‘链式创新’。”朱明皓说，要开展全产业链持续创新能力建设，建立上中下游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对“断链”逐一“补链”，提升基础产品和技术的供给能力，打通产业链各个环节，形成基础产品和主机产品的互融式创新;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创新能力建设，以共性技术能力供给为核心，按照基础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创新要素布局，打通产学研用阻滞环节;开展政策全流程创新支撑能力建设，注重科技政策、教育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配合。

　　强化“补链”，对冲疫情带来的“断链”风险

　　【案例】

　　日前，株洲市召开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推进大会，提出把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发展“方向盘”，进一步整合产业链资源，构建上下配套、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围绕“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发展思路，精准发力，增强产业链发展动力;强化资金、土地、人才等产业链要素保障，优化产业链发展环境，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国外疫情仍在蔓延，一些国家因疫情严重而停工停产，国际市场需求大幅度萎缩，订单大幅度下降，给我国产业链带来了“断链”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世界经济的持续衰退和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将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不确定性，尤其是我国的“V型”恢复态势与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出的“W型”恢复态势之间会产生巨大的“不同步缺口”。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个“不同步缺口”必然会影响到我国国际经济循环。

　　“疫情冲击以及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更为长期的影响在于可能会冲击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全球的地位。”黄群慧说，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巨大冲击。今年1至2月份，我国国内疫情发生后，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率先按下“暂停键”，对全球供应网络形成冲击，出现大量延迟交付和订单萎缩;进入3月份后，日本、韩国，以及欧洲地区、北美地区都面临巨大疫情考验和挑战，虽然我国复工率不断提升，但此时外部疫情开始严重影响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疫情对我国的冲击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开始产生交互性的负面影响。

　　黄群慧表示，我国在考虑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同时，必须从长期角度思考如何在产业链安全和产业链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专家建议，对外要扩大高水平开放，重视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重要性，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化解经济潜在风险，为下阶段我国产业链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内要有效启动国内大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份额，并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的主要驱动;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尤其应加快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把握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机遇，重点关注产业链软件系统的标准制定和跨境电商产业链发展等。

　　危中存机，数字化转型升级带来新机遇

　　【案例】

　　联想合肥生产基地，是联想全球最大的电脑研发和制造基地，也是安徽省最大的进出口企业。今年以来，该基地克服中央处理器(CPU)缺货，以及疫情带来的物料供应紧张、物流压力和用工成本上升等不利影响，不断加速智能化进程，提高生产效率保交付，创造了一系列出货新纪录。通过智能排产系统实现柔性生产与精准排程，将排产人工耗时从原来的每天6小时缩短到1.5分钟。数据显示，该基地上半年累计实现出货量1390余万台/套，同比增长超过2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称，当前，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由单点应用向连续协同演进，传统产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改造提升，数据集成、平台赋能成为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关键;基于大数据的决策支撑能力、综合治理能力建设成效明显，规范有序、包容审慎、鼓励创新、协同共治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加速形成。

　　“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这也反映了我国实体经济、各个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速度正在逐步加快。”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余晓晖说。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认为，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挑战与机遇并存，打造数字化供应链成为新全球化发展的方向。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疫情中初步经受了考验，同时转型升级也成为迫切需求。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出现‘逆全球化’倾向，重商主义借‘逆全球化’抬头，希望将实体产业拉回国内，减少贸易逆差。”姜奇平说，针对“逆全球化”对产业链造成的影响，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要积极打造数字供应链，通过数据流，在更高层面整合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等传统生产要素，以此构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在转型升级中寻找增量突破。

　　今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倡议》，倡议政府和社会各界联合起来，共同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龙头引领—机构支撑—多元服务”的联合推进机制，以带动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提升转型服务供给能力，加快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形成“数字引领、抗击疫情、携手创新、普惠共赢”的数字化生态共同体，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姜奇平表示，要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链向更高层级跃升;培育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带动上下游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