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陈望道在经历“一师风潮”后深感在浙江一师所从事的语文改革虽很少涉及社会制度改革，却已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动用军队镇压，可见社会改革已势在必行。也就在此时，他接到了邵力子从上海的来信，要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他接受了邵力子的推荐，应《星期评论》戴季陶之邀，回到分水塘村进修马克思主义，同时试译《共产党宣言》。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翻译工作，也最终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信仰。一旦确认了这一信仰，他便为之奋斗了一生。
推动出版《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之作，陈望道在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翻译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将其出版，让更多的人尽早看到这一经典著作。为此，他来到上海，并请他的学生俞秀松把译稿送给陈独秀和李汉俊加以校对，再进行最后改定。原本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但《星期评论》因其进步倾向被当局查封了。想出单行本，又苦于没有经费。后来，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此事。为了能尽快出版《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成立了一所“又新印刷所”，地点就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取名“又新印刷所”，含义“苟日新，日日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终于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出版，1000册单行本很快被抢购一空。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它的重大贡献在于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政治立场、崇高理想、革命纲领和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无疑为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为了能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上述理念，陈望道到上海后即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一同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是后来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前身。研究会的成员，开始时有陈独秀、李汉俊、沈雁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以后又吸收了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对外的公开名称，内部则叫共产党，有组织机构。陈望道任劳工部长，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等为研究会核心成员。
在这个早期组织中，陈望道作为核心成员、劳工部部长，在办刊物、办学校和发动工人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在办刊物方面，1920年9月后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正式成为党的机关刊物。他作为主编，在《新青年》中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为《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为了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他还参与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用通俗语言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这两份杂志，并在《劳动界》的“演说”栏目中发表文章。
在办学校方面，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上海早期组织筹办了一所青年学校和一所平民女校。青年学校当时称外国语学社，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所在地。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等都在那里学习过。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外国语学社的文化教员，曾亲自为学员讲解《共产党宣言》。平民女校则是为收容因反对三从四德而从她们的家庭或学校逃出来的青年女子开办的，丁玲就曾是平民女校的学生。
在发动工人方面，身为劳工部长的陈望道不但关注工人教育，去工人夜校授课，同时还创办了邮电工会。因为当时邮电工人相对有文化基础，所以先把他们组织起来。1920年11月，陈望道又领导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并邀请陈独秀发表演说。同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也宣布成立。
综上所述，陈望道在上海早期组织所做的许多工作，都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21年7月党成立后，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的党建工作作出开拓性贡献。
从事党的文化教育工作
从1923年以后，陈望道受陈独秀委派开始从事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自此，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陈望道主要通过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来践行心中信仰。陈望道当过中学老师、大学教授，也办过大江书铺、主编过《妇女评论》《大江月刊》等等，但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从事什么工作，他始终想到的是，为了信仰，该做些什么，又该如何去做。
1931年陈望道为保护左派学生被逼离开复旦后，与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江书铺。在陈望道的安排下，书铺出版了大量从苏俄引进的作品。194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后，陈望道提出了“宣扬真理 改革社会”的办系方针和“好学力行”的系铭，并在抗战期间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自筹资金创办了当时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这个新闻馆的学生能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并将其广为传播，新闻系就成了复旦的“小延安”。陈望道还极力支持新闻系同学举办每周一次的新闻晚会，前后举办了100多次，影响越来越大，校方对此感到担忧，陈望道却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在当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左派和右派学生的对峙非常激烈，作为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总是站在左派学生一边。当时，陈望道就曾跟地下党员邹剑秋说：“你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做。”陈望道多次帮助多名地下党员和左派学生脱离危险，据笔者所知的就有1948年反动当局大逮捕时脱险的何晓沧和杨贵昌两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望道历任复旦大学校委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校长，在教导学生、开展研究的同时，始终牢记马克思主义信仰所赋予的使命。
在1949年主持复旦校务工作时，陈望道即提出了校委会下专设政治学习委员会和马列主义研究会的建议，并开设“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四门有关课程。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校长期间，他在1952年的一次全校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对全校师生说：“我们第一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科学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科学，而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一切工作的科学，对于一切科学，一切工作都有指南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勇往直前，能够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其实也就是陈望道自己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与坚定信仰。陈望道专注于学术研究，硕果累累，正如他在《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一文中所说，研究中的“调查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又说“要有爱国主义也要有国际主义，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我们研究语文，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渗透到学术中去”。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陈望道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在践行信仰中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将一切奉献给了国家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