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字鸿沟的形成与表现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描述经济全球化的景象，“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第一、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飞速进步，交通和通信工具快速发展，各大洲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增强，世界市场逐渐形成。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技术的应用进程按下了快进键。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21世纪科技和通信领域的不断创新，使得这个“世界正在被抹平”。
但现实世界并没有这么理想化，由于信息化发展水平的不同，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抹平这个世界，反而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沟壑纵横，其中便包括所谓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从纵向的发展阶段来看，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接入鸿沟”“使用鸿沟”“能力鸿沟”。
“接入鸿沟”指因为一部分人可以接入数字技术，另一部分人无法接入数字技术所导致的在信息可及性层面的差异。这一鸿沟更多地体现为宽带建设、网络终端设备等硬件条件的差异。
“使用鸿沟”指随着信息通信成本的下降、互联网的普及，“接入鸿沟”不再难以逾越，但与此同时，因为数字技术使用的差异而导致的“使用鸿沟”开始凸显，具体表现为是否掌握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数字技术的使用广度、数字技术的使用深度等。“使用鸿沟”与公民受教育水平、数字技术培训服务等软件条件密切相关。
“能力鸿沟”指近年来随着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技术逐渐成为一种通用技术，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成为现实。这一阶段的数字鸿沟，不再局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层面，而是体现为不同群体在获取数字资源、处理数字资源、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从横向看，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多样的，既有微观主体视角下个人、企业层面的数字鸿沟，也有宏观地理范围视角下地区、国家层面的数字鸿沟。
从个体层面观察，数字化浪潮中，年轻人快速学习和使用移动支付、预约出行、网络订餐等数字技术应用，成为数字时代的弄潮儿，而很多老年人则因为传统观念影响、学习能力偏弱等原因，成为数字弱势群体。个体层面的数字鸿沟还表现在性别差异上，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女性网民数量比男性少2亿以上，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扩大。
从企业层面观察，一方面，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2018中国企业数字化发展报告》显示，我国零售、文娱、金融等接近消费端的企业，很多已经接近或完成了数字化转型，而制造业、资源性行业的数字化程度则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个行业内部，企业数字化的程度也有巨大的差异。IDC的报告显示，虽然制造业中有不少数字化转型成功的领军型企业，但依然还有超过50%的企业数字化尚处于单点试验和局部推广阶段。
从地区层面观察，我国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9.04亿网民中，城镇网民占比高达71.80%，而农村网民则仅占28.20%。从东中西部地区来看，《中国宽带速率状况报告》(第25期)显示，2019年东部地区4G移动宽带用户的平均下载速率最高达到24.60Mbit/s，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分别较东部低0.93Mbit/s和1.58Mbit/s，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差距即鸿沟。
从国家层面观察，数字鸿沟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这是南北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体现。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2017年，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达到81%，而发展中国家仅为41%。当然，有差距就有鸿沟，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数字鸿沟问题。2017年，仍有31个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不及20%。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猛，2017年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55%，网民人数更是在2020年突破了9亿大关。
2.数字鸿沟产生的影响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但不能因噎废食”。数字鸿沟问题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主要在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和持续扩大，会使得基于数字经济的利益分配趋向不均等化，进而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使用数字技术的各类主体，能够快速数字化其原有的关系网络和拓展新的关系网络，并将这些数字化的社会资本转化为新的经济社会资源。而无法使用数字技术的群体，则会因为只能依赖原有的社会资本而被远远甩在后面。
数字鸿沟使得个体机会的不均等加剧。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名师课程、在线习题等海量的教育资源，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而言，传统的课堂学习仍是获取知识的主要渠道，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本就已经存在的教育机会不均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教育机构都把教学活动从线下转为线上，从而保证了教学的持续进行，但有部分农村极偏远地区的学生一度处于“脱网”“半脱网”状态，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开展，这就是城乡数字鸿沟的具体体现。此外，工作机会的不均等也因数字鸿沟变得越发凸显。以性别层面的工作差异为例，数字技术的进步正逐渐将女性从数字空间中排挤出去，据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的统计数据，美国计算机行业女性劳动者的占比，已经从1995年的37%降至2016年的24%。
数字鸿沟使得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加剧。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通过建设智能工厂提升其内部的生产效率，使用电子商务增强其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能力。传统企业由于仍是依托传统的资源禀赋，如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等，导致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促使数字化的生产经营方式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发展前景。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虽然总体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传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3.2%，但同期跨境电商进出口表现优秀，增长了26.2%，实现了逆势上涨。
数字鸿沟使得地区发展不协调加剧。从发展机会看，农村地区、中西部一些地区由于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难以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产业，错失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相比于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抢抓机遇布局数字经济，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大潮面前显得相对沉寂。从发展结果看，城市相比农村、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程度都更高，数字化治理更完善，数据价值化挖掘也更充分。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健康码便是首先在杭州上线，并在推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此，数字经济红利分配格局呈现出城市多、农村少，东部多、中西部少的局面，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本已存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
数字鸿沟使得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数字技术传播的过程，同样也是全球财富积累的过程，比如，微软、谷歌等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快速成长，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发展中国家则受限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水平，一方面，很难成为数字消费国，无法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即使成了数字消费国，也很难实现从数字消费国到数字生产国的转变。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经济红利的分配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对此，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研究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强调弥合数字鸿沟的必要性》中强调，数字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支配地位可能会因为疫情而进一步增强，这会进一步拉大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裂痕，使得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
3.弥合数字鸿沟的主要途径
以硬件设施升级为重点弥合“接入鸿沟”。第一，扩大数字基础设施覆盖范围。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持续加大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固定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基站建设投入，并给予充分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和利率优惠、数字技术专利的适度共享等。同时，创新互联网接入方法，加快全球低轨宽带互联网星座系统部署，为偏远地区提供稳定的互联网接入方式。第二，提高互联网接入质量和传输能力。鼓励宽带技术、5G通信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高数据传输速率、减少延迟、节省能源、提高系统容量，为在线学习、视频会议、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领域提供关键的支撑。第三，降低宽带和移动流量套餐资费。有序开放电信市场，以市场化竞争倒逼电信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服务资费。鼓励电信企业面向贫困学生等用户群体提供定向流量优惠套餐，面向中小企业降低互联网专线资费。
以软件服务优化为抓手弥合“使用鸿沟”。一是培育专业化的数字人才队伍。通过组织优秀人才留学访问、跨地区交流等方式，将专业人才作为数字技术传播的桥梁和纽带，吸收发达地区的先进数字技术应用经验，不断提升落后地区群众的数字技能。二是优化数字教育资源公共品供给。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应当打造全国性和全球性的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指导教师运用数字化教学设备，提升在线授课技巧;帮助学生熟悉各类数字教育软件，提升在线学习效率。三是助推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政府和行业组织应当鼓励传统企业学习数字化领军企业的成功转型经验，为企业运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智慧供应链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以数字素养培育为特色弥合“能力鸿沟”。明确角色定位，推动形成以政府机构为规划领导者，教育机构为具体执行者，社会力量为辅助者的多主体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包括学生、工人在内的全体社会公民都是数字素养培育的对象。制定培育目标，构建集数字资源收集和鉴别能力、数字知识利用和交流能力、数字内容创造和输出能力、数字安全维护能力为一体的多元化培育框架。倡导有教无类，面对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工作岗位的群体，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中，打造全方位的数字素养培育模式。
4.共享数字经济收益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任何人都无权也不能阻挡发展中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讨论制定贸易和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等各领域政策和规则时应该有明确的发展视角，为各国营造共同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弥合数字鸿沟，是数字经济时代推动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最终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共享数字经济收益，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把数字经济的蛋糕做大。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发挥统一市场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层面，我国政府应当利用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线上市场，打破城乡市场、东中西部市场壁垒，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国际层面，我国应当依托自身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先行优势，推动世界各国和有关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等贸易弱势群体)共同参与到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的建设中，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效率，最终实现“全球买”和“全球卖”的目标。
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把蛋糕做得多样化。鼓励数字经济的差异化发展，发挥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国内层面，我国东部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鼓励先进数字技术的发明与创新，而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发挥电价低廉等能源优势和气候环境优势，发展大数据产业。国际层面，发达国家应当在芯片制造等底层技术创新方面不断做出努力，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因地制宜发展数字经济，比如依托人口规模优势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把数字经济这块蛋糕分配好。创新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坚持包容普惠推动共同发展。国内层面，各级政府应当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各类社会公共问题，提升公共品供给效率和精准程度，使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全民。国际层面，发达国家应依托自身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协助，提升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数字服务税、知识产权保护等数字经济和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应当坚持包容性的原则，平衡地反映各方诉求。
(作者：马述忠、房 超，分别系浙江大学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