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史称“中兴”，其于新莽乱世再造统一，从更始元年(23年)受命巡抚河北州郡起，至建武十二年(36年)并灭公孙述止，大致经历了略定河北、进取两京、铲平割据等主要阶段。过程中，在“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总战略指导下，逐步明确“柔道安邦”施政用兵方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边战边治、步步为营，终成大业。

　　高举“兴复汉室”与“解民倒悬”的义旗。新莽居摄以降，改革不当、更张频繁，以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刘秀起兵舂陵之初，便与其他“义军”有着不同气质。

　　首先，关键时刻能以大局为重。地皇三年(22年)取得一系列小胜，也因斩获不均引起内部矛盾，刘秀将宗人所得战利品悉数散发各部，及时稳定了军心、维护了团结。淮阳王更始元年(23年)，新莽遣王寻、王邑率数十万大军围困昆阳，众将惊惧、手足无措。刘秀分析形势认为“外寇强大，并立御之，功庶可立”，于是亲率十三骑出城收兵救援，稳住了阵脚。随后刘秀领军数千回救昆阳，看准了莽军骄纵狂妄的败军之象，以四两拨千斤的胆识勇气冲锋在前，极大鼓舞了昆阳守军士气，最终得以合力战胜号称百万的莽军，解决了更始称帝以降最大的一次危机。

　　其次，从安民养民高度，着眼兴复汉室。更始定都洛阳后，遣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招抚河北，所过郡县考察吏治、废除苛政、安抚百姓，赢得了民心悦服。地方豪强也主动向其靠拢，如骑都尉耿纯自愿归附，又相继获得河北实力派上谷太守耿况父子、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汉中王嘉及贾复等支持拥戴，迅速组建核心班底。此外，建武二年(26年)，起高庙于洛阳，祭祀高祖、太宗、世宗，以重拾对汉室权威及治法的信念。

　　再次，善于收拢人心、为我所用，且把控得当。如淮阳王更始二年(24年)击灭王郎后，对之前部属与王郎往来书信一律不予追究，迅速安定了人心。击降数百万铜马、大彤、高湖、重连等部曲后，封其渠帅为列侯，使其各自继续领兵，及时安抚各路头领、消除诸将与新附者之间的隔阂，使数十万铜马兵成为平定天下的主力。

　　重塑“为政以德”与“止戈为武”的治安观。其施政用兵再造一统的过程中，注重“为政以德”与“止戈为武”相结合，树立了“兴王道于天下”的导向。

　　首先，初入河北时，赵缪王之子刘林曾建议掘破河水以灌赤眉，光武没有听从。对不愿受官禄的“处士”报以理解和尊重，如博士范升曾建议考察周党、王良、王成等人是否有真才实学，欲以虚夸、大不敬等问罪，光武援引伯夷、叔齐不食周黍的典故，不予追究。处理大司空王梁屡次违反诏命问题，光武遣宗广持节问罪，将其押解至洛阳后，又予以特赦，命其为中郎将守备箕关。

　　其次，不计前嫌、适才任用，审时度势、察纳雅言。建武四年(28年)，起用新莽时的治世能臣侯霸，拜为尚书令以“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七年(31年)，大司农江冯提请恢复司隶校尉督察三公职能，听从司空掾陈元“劳心下士，屈节待贤”的建议，考虑立国未稳、不宜操之过急而将争论搁置。

　　再次，善于从政略高度把握战略实施，做到了“止戈为武”。建武二年(26年)平三辅，明确指示冯异“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于是将惩戒负隅顽抗者与褒奖愿意归降有功者相结合，迅速扭转乱局。其后处置赤眉余众，既屯兵洛水以备不测，又予以充分善待，使之顺利降服。周旋于陇、蜀之间，灵活运用武力威慑与政治招降，如因隗嚣有功于汉而以殊礼报之，随后又感动其亲信马援，使其愿意为招降出力，成功割裂了隗嚣与公孙述的勾连关系。对待公孙述同样如此，多次至书陈述利害祸福，规劝其早日放弃割据，甚至称其为“公孙皇帝”。另外，从战略高度积极争取河西窦融，为牵制分化陇、蜀合纵，提供了重要支撑。

　　力求“精兵简政”与“居重驭轻”相协调。以“居重驭轻”为指导，推行“精兵简政”，以便充分“休养生息”，并着力内外安防体系构建，重塑中央与地方及“四夷”关系。

　　首先，从减省官吏、提高效率入手，依据实际调整文武官制。如建武六年(30年)并省四百余县，压缩吏员至原来的十分之一。保留精干力量的同时，大规模退兵还农，颁布举贤才、纳谏言、修法度、轻赋税等诏令，理顺上下关系。还专门下令提倡薄葬、不再接收郡国贡奉，明确“文书调役，务从简寡”，以节省民力。平定蜀地后，适时释放偃武兴文信号，邓禹、贾复主动请辞，耿弇也奉还将军印绶，以侯位参议军国大事，实现了和平收拢兵权。

　　其次，任用并容忍敢于打压权贵的官员，进一步规范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如建武十一年(35年)，司隶校尉鲍永参劾赵王刘良送丧来歙时在城门与中郎将张邯争道一事，获得光武支持而使朝廷上下肃然。著名的“强项令”董宣，也成就于这一时期。为排除地方州牧或郡守拥兵自重、不为遥制的危险，建武十八年(42年)“罢州牧，置刺史”，恢复并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力度。

　　再次，延续“以夷制夷”做法，加强武备的同时，着力拨乱反正、恢复朝贡关系，但不主动参与或过多干预边境以外的事务。如西域诸国曾多次提请重置都护，光武从“中国新定”“国疲民贫”出发而不设。经略诸羌方面，建武十一年(35年)在破羌以西修缮城郭、广置坞候，开沟渠、劝耕牧，招抚周边氐、羌为警备变乱之用，很快在寇多难治的金城站稳脚跟，极大减省了安防成本。对匈奴屡次犯边，多报以尽量克制，如建武十五年(39年)，遣吴汉率领马成、马武等予以必要的反击。迁徙雁门、代郡、上谷百姓至居庸、常山关以东，后调整兵力部署以充实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