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世界史坛的一种提倡从全球整体出发审视人类历史活动的史学理论与实践。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和中学开设了全球史课程，许多大学还成立了全球史研究机构，欧美亚三大洲均建立了全球史洲级学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五年一度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亦多次以全球史作为会议的专题或主题。

　　全球史的最大突破是从学理上颠覆了世界史学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16世纪前后，欧洲殖民者通过征服与扩张成为人类中最先认识和接触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世界”的人，因而“天然”拥有解读世界及其历史的“优先权”。为使其经济和领土扩张合法化，他们极力利用这种特权创制普世性话语，在此后的不同时代，或以上帝福音的传播者自居、或以文明的化身自命，或以现代化的标杆自诩。不管是使用什么名目，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欧洲/西方总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世界历史的创造者，而其他民族和群体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更为可悲的是，西方长年的文化侵略还造成“记忆的殖民化”，许多非西方民族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欧洲/西方的这种世界历史观，以致欧洲/西方中心论在全球的世界历史学界长期弥漫，即或政治上受到批判，在学理上也不曾遭遇真正的挑战。但全球史彻底颠覆了这一理论的根基。全球史学者指出，必须把西方从其自视的世界历史认识主体的位置上拉下来，将其还原为认识对象，若以全球视野观照西方，它也只是普通一员。全球史对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或许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不可否认，这一批判是有力的、有学理性的，不仅动摇了欧洲/西方中心论的根基，而且对建立世界历史学新的价值观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全球史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猎的范围极为宽广。宏观如从宇宙大爆炸说起的“大历史”，微观细致到某种生活器皿的跨文化传播。与传统世界史比较，全球史更加注重不同单位间的互动关系，互动成为叙事的关键词，被视为促进各人类群体社会发展，并使世界从分散逐渐走向一体的推动力。全球史的叙事特点总体来说即“空间转向”，从纵向进步观向横向比较观转移，聚焦点从民族国家向其他空间单位转移，叙事从单向度向多向度转移。这样，全球史将富有新意的“空间思考”注入世界历史学，提出历史的空间“流动性”;其“互动”思想首次把人类社会群体的“集体学习”能力即“外在记忆系统”纳入历史发展动力。凡此种种，都将为深化世界历史研究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当然，全球史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像其他后现代学术表现一样，其批判性大于建设性。它对西方的世界历史学传统进行尖锐的批评，但并没有建立一个新世界史阐释体系取而代之。正因为如此，全球史所追求的“叙事客观性”“文明平等性”就成为无所依托的空谈。以“比较法”为例，要想取得全球史学者鼓吹的那种理想效果，事实上是十分困难的。比较项太宏观，难免大而无当;比较项过于微观，如某种饮食习惯的比较等，虽然具体，但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况且，历史学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属性，全球史学者的立场必然限制其“客观性”。比如在帝国研究方面，有些西方学者把近代殖民主义者所建立的帝国也定义为“互动平台”，这就完全抹杀了帝国主义侵略史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血泪史的区别，将宗主国的黑暗统治彻底“洗白”。至于有些国家的全球史学者(不限于西方)，在“全球视野”幌子下，怀着某种政治目的“重构”国别史或地区史，那就另当别论，更值得警惕了。

　　大多数全球史学家都有比较强烈的现实关怀。面对20世纪后期全球化理论研究主要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蓬勃开展而历史学竟然缺位的局面，全球史学家痛感失责。他们指出，由任何一个学科单独构筑全球化理论都必然是片面的、短视的和误导的，因为它没有全局观和现场感，而这一重大缺陷只能由历史学来弥补。他们呼吁甚至以宣言的形式号召史学家行动起来，把握好史学发展的这一“天赐良机”，结合全球化现实开展全球史研究，从史学角度分析全球化的起源和机理，打开全球化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向世人充分展示史学的独特价值。

　　全球史既带给我们启示，也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无论从全球史国际发展的现状来说，还是就当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须承担起大国责任而言，或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当代的中国世界史学者都必须意识到、并必须承担起祖国和时代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首先，全球史的创新有待中国学者实现。已有西方学者自承，全球史所追求的文化平等理想，如果仅靠他们自身，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也无法实现，因为他们为其生活体验、教育经历和话语环境所限，写不出来完全非西方立场的东西。迄今在西方较有创新性的全球史杰作往往出自研究印度史、中国史的专家之手，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全球史的发展多么需要非西方史学家的参与。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少有全球史力作。这与中国这一具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极不相称，也与当今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百年屈辱，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因之更有责任突破西方话语体系，重新书写世界史。

　　其次，中国编纂世界通史的优势有待进一步发挥。中国的全球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史，而正是马克思创立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系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的理论、强调了交往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早期具有全球史视野的大家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霍布斯鲍姆等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熟稔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原因就在于此。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这是一个先天优势。中国学者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谨记恩格斯的教导：“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中国的世界历史学者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再次，“全球史发展规律”有待中国学者深入探寻。即以“互动—融合”一说为例。“互动”是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之一，几乎所有全球史学者都高度认同：互动导致人类各群体间理解加深、相似性加强、融合的可能性加大。事实果真如此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历史真相，而且影响对当前世界局势的认识与应对。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着眼于当下现实，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若以长时段来测量，确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但是并非每一次“加强”都带来理解与和谐。欧洲在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之后，一些小型的、高度商业化和军事化的民族国家组成了一个体系，体系内部各个部分的确极具相似性。但当这个充满竞争性的体系四处寻找新的商业机会，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催生”一个新的、真正全球性的体系的时候，它给世界带来了剧烈震荡，新的体系内部存在远非昔日可比的更大的社会和区域差异。这说明地区间的密切交往并没有导致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形成后产生的经济增长也没有带来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否定“互动—融合”的总趋势，还是承认在这个总趋势下会出现暂时的“波动”和“逆转”?如果存在“波动”与“逆转”，其原因是什么?是否有周期?这些问题都需要深入探讨，基于中国的历史遭遇和现实需要，中国学者尤应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最后，“全球性的全球史”有待中国学者构建。社会科学的特点之一，是因其概念、理论、话语不断循环往复于研究对象而会“自反性地”重构和改变研究对象，在今天这个交往日益紧密的“地球村”里，这一特点尤其鲜明。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和平和美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加强塑造未来的意识。时值全球史勃兴于世界各地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组织全球史学家的跨国对话，研究在不同国情下、从不同学术角度，何以对全球史产生共同的兴趣。通过讨论，进一步厘清全球史研究的目的和责任，交换新时代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不回避思想交锋的前提下，在为逐步接近一部全球的、兼容的、完整的全球史的共同努力中，加深彼此理解，为营造更加包容的世界氛围尽一份力量。这是中国史学家为打造和谐世界应尽的责任，也是一个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的学者应有的襟怀与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