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人崇尚节俭，为官者，也将节俭提升为治政的重要要素，作为治政的政治理念贯彻到政治实践中。

　　元代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说：“俭者，美德也。人能尚俭，则于修德之事有所补。不暴殄天物，不重裘，不兼味，不妄毁伤，不厚于自奉，皆修德之渐，为人所当谨。先人幼遭世变，衣食不给，至壮始有居。仕而得禄，家用日饶，盖亦勤于治生所致。自壮至老，三十馀年，未尝妄用一物。资产虽中年颇丰富，亦未尝过用，犹如昔年也。”孔齐的成长经历和节俭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宋代倪思在《经锄堂杂志》中指出：“俭者君子之德。”倪思针对当时世俗对节俭的排斥和抵触，鲜明地提出：“世俗以俭为鄙，非远识也。”节俭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倪思对俭的价值理解得非常深刻和到位：“俭则足用，俭寡求，俭则可以成家，俭则可以立身，俭则可以传子孙。”节俭可以满足日常之用。周怡在《衡山寄示可贵儿》中强调：“一身吃着有限，吃些粗的，着些粗的，将就用些。”个体吃穿住行是有限的，能够满足日常之用就可以了。节俭可以寡欲少求。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指出：“四方衣冠之祸，惨不可言，虽是一时气数，亦是世家习于奢淫不道，有以召之。”纨绔子弟之所以败家，在于他们没有坚持节俭的原则，而是选择追求奢华。节俭可以兴旺家业。朱柏庐在《劝言》中说，“勤与俭，治生之道也。”即使家庭富裕殷实，亦要节俭持家，家族必定会发展壮大、兴旺发达。节俭可以自立于世。王士晋在《宗规》中说：“多费多需，至于多取，不免奴颜婢膝，委屈徇人，自丧己志。”这是由于没有运用节俭精神指导个体行为而产生的后果。节俭可以给子孙作榜样。宋代名臣司马光节俭持家，对孩子教育也贯穿节俭的精神。他在《训俭示康》中以“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而自傲，告诫孩子“以素俭为美”是人生最大价值之体现。

　　宋人郑至道在《琴堂谕俗编》中专门有“尚俭素”一节内容，书中认为：“俭，美德也，古人之所宝也。”郑至道引用古代例子来说明俭朴的重要性;“禹圣人也，帝舜称其德，曰克俭于家。人君富有天下，犹以俭为德，况民庶乎?”紧接着，郑至道具体围绕怎么做到节俭进行论述：“人能崇尚俭素，身自撙节，省口腹之欲，抑耳目之好。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不务虚饰以丧实费。食可饱而不必珍，衣可暖而不必华，居处可安而不必丽，吉凶宾客可备礼而不必侈。如此则一身之求易供，而一岁之计可给。既免称贷举息，俯仰求人，又且省事寡过，安乐无事。故富者能俭，则可以长保。贫者能俭，则可以无饥寒。岂不美哉?”宋代名臣王旦，虽然位居宰相高位，仍然能够以俭朴自持。他平常着布衣布杉，所居皆毡席。家人以缯绵装饰，他坚决予以抵制和否定。“虽位极一品，而饮啖全少，家亦不蓄声伎。”他以身作则，家人亦有俭朴之风。“身殁之日，子弟犹有衣褐衣者”。王旦面对皇帝的赏赐，能够做到拒绝，可见其节俭精神持有之坚定。宋真宗见王旦住所简陋，准备给他修缮，被他拒绝。宋真宗又试图赏白金五十两给他，他辞谢道：“已恨多藏，况无用处。”王旦教育其家后辈：“子孙当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争财为不义耳。”临终前，王旦留下遗嘱：“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素，保守门风，不得事于奢侈，勿得厚葬以金宝置棺中。”王旦去世50年后，宋朝的一位臣僚丁度仍以王旦俭朴之家风教育自家子弟：“王旦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犹如布衣。汝曹自力，吾不复有请也。”王旦处在高位，仍能坚持节俭，“长保”效果最终显现。作为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自身能做到节俭，可以为国家开源节流，发挥示范作用，夯实统治基础。

　　清代名臣朱轼治家节俭，治国从俭，将节俭精神很好地贯彻到家国治理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在家中，提倡节俭，而且还能做到以身作则。他“以身教俭，除供亿，减出入仪从，衣绨、啖粝”。在他的示范作用下，他的家人乃至仆人、下属“无敢曳纨绮”。他要求自己的夫人吃穿俭朴，每日与仆人一起洒扫、下厨。家中吃穿住行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标准，与常人无异，持之以恒地加以保持，多年下来，外人竟然看不出他是官宦之家。

　　朱轼不仅对家人严格要求从俭，而且在地方治政中，积极提倡和推广节俭精神。他在浙江担任巡抚的时候，看到浙江有追求奢华的不良风气，“浙俗竞为浮靡，民朝不计夕，弊甚”，制定了民间婚丧用度标准和定式，旨在矫正不良风俗，令官员百姓一律遵行。“久之，浙民便之，郡邑长望风自饬”，民赞其行。除了颁布约束民俗的规定律文外，他还能细心周祥地做好教化工作。在集市中，朱轼看到一个夫人穿着华丽，便问其夫是何人，回答竟然是卖菜者。朱轼感觉到民间追求奢华之风极大，于是告知她自己的巡抚身份，并亲自带着这位妇人回自家，在厨房中，要求这位妇人认一下自己的夫人，妇人好长时间都不能确认。此时，朱轼指给她说：“此炊者，夫人也。”这位妇人甚为惊讶。等到中午的时候，朱轼邀请这位妇人一起吃饭，这位妇人看到“馔惟蔬菜”，又为一惊。午饭后，朱轼便请这位妇人离署。这位妇人离开朱轼家后，深受感动、深感惭愧，于是改装从俭，且广为传播朱轼的节俭之事，“浙俗一变”。

　　朱轼作为康雍年间的大学士，不仅治家从俭，而且还能从朝政的高度，提倡节俭治国，将节俭的精神提升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殊为难得。他在治国中，十分强调用人、理财。他在临终前给皇帝的遗言中也申明：“国家万世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财、用人而已。”从理财的角度看，他十分注重节俭精神的应用。正如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所说：“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败于奢靡。”朱轼在推进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整顿国家财政过程中，十分注重开源节流，最终确保国库充足，国家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