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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与“小康社会”

发稿时间:2020-06-17 16:08:10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满新英

  “大同”和“小康”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康”一词,最早出现于《诗经》。《诗经·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这里,小康具有“小休”“小安”的意思,意在劝诫当政者要使民休养生息。小康作为一种社会模式,最早出现于西汉的《礼记·礼运》中,是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形态。

  “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礼记》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部典章制度书籍,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礼运》篇中借由孔子与弟子子游的对话,阐述了孔子的“大同”和“小康”思想。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混乱时期,周室衰微,诸侯割据,礼法崩坏,他对现实社会极其担忧,殷切盼望能恢复周礼,以稳固社会秩序。《礼运》篇记载,一个冬日,孔子参加鲁国的重大祭祀活动“蜡祭”,祭祀结束后,他站在宗庙外的楼台上抬眼远望,有感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描绘了他虽然没能见到,但却十分向往的两种理想社会——“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孔子认为在夏朝以前,存在着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对“大同”的描述,具体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短短百余字,却蕴含着大同社会的丰富内涵。第一,“天下为公”的贤人政治。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为天下人共有,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世传于子孙,这是大同社会最根本的特征。如尧授舜、舜授禹的王位禅让,正是“天下为公”的独特体现。第二,“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制度。政治上实行广泛的民主,由社会成员共同选举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治理天下,而被选举出来的人则不遗余力地为社会服务。第三,“讲信修睦”的社会秩序。讲求信用、和睦相处是社会成员的共同追求。大同社会本质特征是讲仁爱,推己及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人都能得到全社会的关爱。而且没有战争、没有骚乱、没有犯罪,人们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第四,“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福利制度。基于仁爱之道,对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都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尊老爱幼,孤寡残疾之人都能得到供养,人人皆可安享天年。第五,“男有分,女有归”的幸福家庭生活。男子有职业,女子能适时出嫁有个好归宿,男女都能安居乐业。第六,财产公有。一切财富归公共所有,这是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人们没有私有观念,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因而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良好社会风貌。总之,大同社会体现了“公而无私”的德行,是高度理想化的社会形态,代表了儒家最系统、最完整、最具空想色彩的政治理想。

  “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尽管大同社会展示了一幅非常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但要实现并不容易,小康社会就是退而求其次的现实选择。孔子认为,夏朝以来,国家进入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尤其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这六位君子恪守礼制,并依此彰明道义,成就信用,明察过失,倡导仁爱,讲究谦让,使社会达到政治清明、人民生活安逸,实践了小康社会的发展方向。关于“小康”的描述,具体如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与大同社会比,小康社会包含以下特征。第一,“天下为家”的专制制度。“公天下”变为君王一家的“私天下”而传于子孙,上既为私,下亦为己,故财产私有,劳动也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而成为个人谋生的手段。为谋求个人利益,产生了争夺、抢劫、盗窃,战争也因为掠夺而不可避免。第二,“大人世及以为礼”的阶级礼制。天子诸侯的王位由子孙世袭成为理所当然,并由礼制来保障其发展。因为常常“谋作兵起”,故而要修筑城郭和沟池加强防守。第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家庭赡养制度。人与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局限于家庭内部,是为亲亲。第四,“礼义以为纪”的社会制度。小康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安定宁和,但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可以用礼法来维持社会秩序,去除祸乱,保障君臣有序、父子有情、兄弟和睦、夫妇好和,构建了一个差别有等、上下有序的社会。

  小康社会蕴含大同思想

  总体上看,“大同”“小康”分别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也是古代中国士大夫的政治追求。“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力不为己、讲信修睦、财产公有、井然有序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天下为家、货力为己、礼义为纪、财产私有、温馨和睦的宗法社会。立小康之治,追大同之远。孔子希望通过恢复周礼,实现小康,再由小康进入大同。千百年来,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无数仁人志士对“大同”“小康”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止过。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充足的物质生活是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在《孟子·梁惠王上》中,他设想了一个温饱型小康生活标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战乱、民风淳朴、安定幸福的世外桃源,再现了大同社会的美好生活。东汉时期,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对《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进行了理论深化,系统性地提出“三世说”。他认为社会治乱兴衰是由“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其中,“升平世”相当于小康社会,“太平世”类似于大同社会。南宋时期,洪迈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曾提出“然久困于穷,冀以小康”。这里的小康指家财富厚、家境殷实之意,强烈表达了摆脱贫困、追求比较宽裕生活的愿望。至此,“小康”逐渐成为人民表达对宽裕、殷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词语。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并以三代之治为范式,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

  时至晚清,中华民族面对前所未有之危机,一些忧国忧民之士为奔小康、求大同,做出努力。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巨著《大同书》中,将《春秋》公羊学派的“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大同”“小康”说融合在一起,提出社会历史进化是沿着“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希望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无比自由的大同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他的大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民生主义”主张中,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由此理解出发,他把“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作为民生主义的两大基本纲领,旨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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