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原意是指周人建立的邦国虽然很古老，但它肩负的天命却在于革新。在近代一些学者的研究和释义中，通常被表达为旧邦新命，用以形容和阐释改革与创新的精神。《诗经·大雅·文王》是一组歌颂文王之德的著名诗篇，据传是文王之子周公所作。所谓《大雅》，按照《诗大序》的传统说法，“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其主要内容多是歌颂周王室祖先的盛德与功绩，唐代陆德明称其“皆国之大事”，由此可以窥见王政的兴衰得失，深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镜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出自的诗篇全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这几段文字表达的意思是：文王得天命兴邦，福泽子孙宗亲，周朝人才众多得以世代繁衍昌盛，而天命无常，子孙后代要以殷为鉴，敬天修德，效法文王。很显然，在这个诗篇里，对文王的称颂和礼赞已经没有古代典籍中常见的那种过于神幻和超自然的色彩，而是以一种严肃的道德化的眼光来审视和描述这位奠定了周朝800年基业的姬姓祖先。在周人看来，文王之所以能够兴周翦商，他的德行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文王乃至周人历代先祖抱定和笃守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进取精神。从文王之父季历被害，到文王之子伯邑考被杀，以及文王自身被囚于羑里险遭不测，周人始终秉持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信念，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品格互相砥砺，最终在武王之际克商建周，实现了新天下之耳目的使命，揭开了“郁郁乎文哉”的宗周礼乐文明璀璨篇章。

　　《周易·革》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中国古代，顺天应人构成了变革的内在合理性，也是衡量变革的尺度所在，深为大多数统治者所认可和接受。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改革时或会被统治者的一己之好恶所左右，导致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如王莽新政，因为他竭力复古，一意孤行，“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使得很多改制举措流于空想，严重脱离了具体实际，既不顺天，也不应人，最终落得事与愿违。时人评价王莽“动欲慕古，不度适宜”，加之王莽自己又性情躁扰，刚愎自用，他的托古改制遂全盘失败。

　　《周易·系辞下》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即求变通，只有变通才能恒久。然而古代历次改革的成败得失，无不向世人昭示着其中的不易与艰辛。如何才能如理如法地推行改革呢?《周易·系辞下》谓“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随时，《周易·随》中讲，“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王弼注为：“得时，则天下随之矣。随之所施，唯在于时也。时异而不随，否之道也。”告诫人们应该随着时的变化而不断趋向它，时变却不随之作出相应的变化就会招致不好之事。这与韩非子所说的“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思想是一贯的，都强调要因时而动，随时变通。在韩非子看来，既不能照搬古人所为，也不能墨守成规，而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措施。正如北宋之际的熊本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所说的“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于趋时适治而已”。

　　《吕氏春秋》中有一个例子说明了改革不可胶柱鼓瑟的道理。《吕氏春秋·察今》中说，“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改革譬如用药，必须根据不同的病症开出不同的药方，不然就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人们应该像管子所说的，做到“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意思是说，“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世易时移，不能一成不变地对待事物。

　　从另一个层面而言，“随时”也可以从“与时偕行”的角度来理解，表现为“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与时偕行”多次出现于《周易》之中，如“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终日乾乾，与时偕行”，都表达了人们应该趋时变通、把握时机作出适于时势需要的判断和抉择之意，包含着天道与人事两个维度。天道运行不息，人事也应该与时偕行。关于统治方式的变革，《尚书·汤诰》说“天道福善祸淫”，孔安国解释为“政善，天福之;淫过，天祸之”。引申言之，改革求变通，就应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左传》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正点明了中国古人认可的改革旨趣所在。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之所以能在当时取得一定的成效，正是顺随时代要求而作出的穷则思变的正确抉择，其中有些改革措施的思考和设计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人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