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是公元5世纪中华各民族共铸的文化丰碑，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它坐落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其开凿史历经70余年，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

　　云冈石窟的开凿

　　大同，古称平城，后因唐代大同军驻扎于此而改名大同，取“天下大同”之意。它曾作为北魏政权的都城长达97年之久。在此期间，北魏完成了对北方山河的统一，进入了“四方无事，国富民康”的繁荣阶段，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很大发展，云冈石窟便是北魏王朝为宣传其佛教文化而营造的宏伟工程。

　　云冈石窟依山开凿，东西延绵1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艺术精湛，形象动人，上承秦汉文化之现实主义精华，下开隋唐艺术之浪漫主义先河，是中华石像艺术中的巅峰之作。关于石窟的开凿缘由，据《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在北魏政权的推动下，自兴安二年起，至正光五年止，云冈石窟修建期跨时70余年。

　　云冈石窟，既具有超越实际的想象力，又具有扎根生活的现实性，因此它是浪漫与现实、出世与入世的结合，散发着奇艳瑰丽的艺术光彩。按石窟的形制和艺术风格，可将它分作三期：第一期主要开凿于文成帝时期，第二期开凿于献文帝时期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第三期开凿于迁都之后至孝明帝正光年间。第一、二期石窟为皇室主持开凿，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第三期为当时的一般官僚地主及各民族贵族所营造，展现了更加多样的风格。

　　气势宏阔的第一期洞窟

　　第一期洞窟，位于云冈石窟群西部，由高僧昙曜主持开凿，故此又称“昙曜五窟”。5尊大佛分别象征北魏拓跋氏开国的5位皇帝。主像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容貌上肉髻高耸、方额阔颐、高鼻深目、身形健硕，气质上威武刚毅、气度凌人，与后世佛像的慈眉善目、含蓄谦恭迥然不同。特别是第20窟的露天石像，坐高13.7米，巍峨雄浑，气度庄严，有昂然大丈夫之气。把鲜卑族的坚韧与强劲、豪放与潇洒、明智与宽宏表现得淋漓尽致，将一种英姿勃发、刚强坚毅的气质刻入山岩，出神入化。

　　昙曜五窟是北魏石窟艺术中鲜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西域石像艺术东传的典型。这些石像身穿的袈裟，有的质料厚重、纹路凸起，具有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一带)特点;有的轻薄贴体、纹路紧密，又有恒河流域的服装特征。把西域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互相融合，并予以发展创造。在造像上，昙曜五窟采用“山前看山”的手法，从主像到前壁距离很短，迫使人必须仰视，给人一种顶天立地、旷世无双的感受。

　　华美富丽的第二期洞窟

　　第二期洞窟，位于云冈石窟群的东、中部。与昙曜五窟相比，此期无论是形制艺术还是造像题材，都有了较大不同，融合了汉民族文化中繁复细腻、精巧多思的特点，展现出一种富丽雍容、华美复杂的新风格。云冈石窟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即从此期开始。从取材上看，世俗人的形象以供奉者的角色出现，造像的视角渐渐望向人间。从形制上看，此期的石像已少有第一期的那种雄伟巨像，石像面容丰瘦适中、表情温和恬淡。服装由印度式改为中国式，太和十三年前的石像多穿鲜卑族的“夹领小袖”服装，之后则出现了褒衣博带的汉式宽服。

　　如果说第一期石窟糅合了奇异瑰丽的异域色彩，那么第二期石窟则表现了更加华丽繁复的中原气质。它吸收了外来艺术中瑰丽的想象元素，又创造出一种繁盛发达的独特美学意境。上着帔帛、下着大裙的服装式样，取材于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衣着，暗示着太和十年“始服衮冕”等一系列改革。大量出现的博山炉、兽面装饰、八棱柱等汉族器物，流露出民族融合的和睦气息，

　　清新秀雅的第三期洞窟

　　第三期洞窟多为中小型洞窟，以及遍布云冈的小龛，数量众多，开凿于太和十八年以后。这表明，虽然此期北魏已迁都洛阳，大规模皇家工程已经停止，但社会各层出资造像建龛的风气却蔓延开来。此期的石窟形制更加方正整齐，塔洞等均为流行窟式，大多以单窟形式出现。此期的石窟少了第一期的恢宏、第二期的华丽，展现出一派清新秀雅的风貌，充分吸收了南朝的美学元素，人称“秀骨清像”。

　　此期的石像外貌越来越清秀、纤细，长颈削肩，体态修长。服装上一律着褒衣博带，上穿短衫，帔帛交叉。飞天面容清秀姣好，高髻小袄，长裙曳地，帔带飞扬，舞姿婉丽。人物造型合中适度、秀雅内敛，体现出形象美与线条美的统一，具有宁静、含蓄、简洁的感染力。这种清新秀雅的艺术风格不同于第一期的恢宏壮阔、第二期的华美富丽，而更具有民间化、流行化和生动活泼的特点，绚烂多姿，其人物形象上的审美旨趣为后来的龙门等石窟所吸收和继承。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统一永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始终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文化与艺术、情感与理性，赋予了云冈石窟以鲜活的生命力，各民族的美与智慧熔铸其间，形成了这座历史久远、艺术臻善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