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这表明能否“设构背景”，能否“注察背景”，也是衡量历史研究者是否具有学术观察力的重要标尺。

　　这一点对于党史研究者来说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目前党史研究中，大多采用的还是文献证史的办法。而文献证史毕竟是一种人与物的对话，尽管研究者爬梳资料、苦心钻研能有所发现，但对历史的判断也难免偏激或简单化。更何况这样的历史多是由研究者讲述，而他们又往往“不在场”。因此，只有回身转入历史，到“故事”的“发生地”作一番细致观察，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研究者的感官体验，才能避免讲述历史有逻辑性而无生动性的尴尬。

　　下马观花，用心体察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事实上，观察不仅有正确和错误之不同，而且有深刻和浅薄之差别。只有“下马观花”，才能得到正确的、深刻的观察。譬如我们走一条街道，约略知道这条街道上有二三十家店铺有哪些类别，这就叫“走马看花”，不能不算是一种观察。但是如果跳下马来，到各家店铺走一走、看一看，访一访、问一问，便知道这二三十家店铺属于哪一些部门，哪一家的资本最雄厚，哪一家的营业最发达，这就叫“下马看花”。它自然要比前一种观察深刻许多。

　　当然，这种“下马看花”，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还有另外一层特殊意义。黄仁宇就曾引用美国汉学家富路德的话表达过这层意思：许多年轻人研究中国，却不曾到泰山的阶梯去试脚力。黄仁宇说：当他看到莱茵河畔的城堡时，才更加体会富路德讲话的含义。山上的城堡和城垛最能说明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地方分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虽然读过许多资料，但还是要亲眼目睹，才能确切体会其运作方式。欧洲因此和帝制中国大相径庭。在中国，大一统是主调，皇权至高无上。他们攀登泰山以习惯“小天下”的感受。

　　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可能还会有更深刻的感受。比如，在撰写《五四运动史》过程中，彭明先生就不止一次地走访过《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故居，北京大学当时各科旧址和毛泽东两次来北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也曾不止一次地按照5月4日当日游行路线从东交民巷走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新青年》编者当年曾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原听说“新世界”就是前门外的劝业场，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是珠市口西的一座楼房。通过两次访问，并参考当年报纸上“新世界”游艺场的广告，便可真实再现当年“新世界”的全貌。这样再读高一涵的那篇和陈独秀一起在“新世界”散发传单的回忆，就活龙活现、印象逼真，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

　　网罗旧闻，验证史实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那样伟大的著作，这固然是由于他掌握“石室金匮之书”的缘故，但另一方面，也与他遍访历史古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分不开。后者补充前者之不足，解答前者的疑问，才能使“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事实上，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经人之脑中滤过，在不知不觉间会随之而变。这也再次表明实地考察，网罗旧闻，验证史实，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石仲泉先生通过重走长征，发掘各种形态的新史料，矫正错误史实和一些传统观点，推进长征史研究，就是一个例证。比如，长期以来，长征的里程一直说是“二万五千里”，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长征应为“3+1”的长征，即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加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二万五千里”仅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里程。如果算上其他几个方面军，红军长征的总里程应达到6.5万里。再如，红军出发前有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剩余3万多人，以前史书就由此推算，这场战役红军牺牲5万多人。但经过实地考察发现，红军从瑞金出发后，突破前三次封锁线减员不少，到达湘江时，其实只有6万多人。这样计算湘江之战红军共牺牲3万多人。

　　总之，历史虽然不是穿越剧，但它却要求研究者作一个穿越人，回到历史现场去观察事件的产生和人物的活动。相反的，倘若研究者不能穿越时空，进入不了历史的情境，不能下马观花、网罗旧闻，他也就讲不好历史的故事。这也是学术训练中，党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