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年、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近期故宫博物院将启动筹拍一部关于故宫文物南迁题材的电影……”这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近日发布的消息。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发展特殊历史时期的壮举，影响深远。故宫学学者吴十洲在其新著　《紫禁涅?：从皇宫到故宫博物院》中，将故宫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变迁和一系列重要事件放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其中就有对故宫文物南迁壮举的严谨记录。

　　结束故宫内两馆并立的局面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取得了彻底胜利。

　　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带领全体本院职工，从日伪手中接收了故宫博物院。复原后的故宫博物院，接受了古物陈列所存在北平的文物，结束了故宫之内两馆并立的局面。1947年秋，开始分六组点收，11月间又增为七组，到12月22日全部点收竣事。又根据1945年的《留院文物点查清册》证实，14年沦陷期间，在日寇铁蹄下，北平本院尽管受到很大损失，但留院职工克尽职守，保住了库藏文物，使紫禁城宫殿建筑免遭破坏。

　　南京方面，陷落区的文物被迁到北极阁中央研究院里。这批文物费了许多时间才点查完毕，虽有凌乱，但大体上并没有什么损失。

　　原巴县、乐山、峨眉三处的文物集中于重庆，1947年3月7日完全运毕。存放于重庆南岸海棠溪向家坡原贸易委员会办公处及宿舍的文物，于1947年5月31日迁往南京，至12月9日，文物迁返工作全部完成。至此，历时15年的文物迁运疏散工作，以保全绝大多数文物的业绩而告一段落。

　　然而，由于内战，铁路中断，交通阻隔，自1933年运离北平的文物，大部分未能再运返本院。南迁文物的悲剧，又因国内政治时局的变迁而重演——故宫文物于1948年底被大批运抵台湾，开始了新的流亡，这已是后话。

　　与北平城市规划一并考察

　　早在北伐军攻占北京之前，留德哲学博士张武曾建议将北京建成文化古城，并提出城市规划的“都心说”和“分区规划”。“都心说”即以故宫、三海和中央公园为中央都心，以东西单牌楼及九门为小都心，整个北京城以同心圆形式向外扩展，以放射性道路连接都心和周边地区。“分区规划”即将整个北京城划分为四区——美术区、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规划建议在中央都心设置中央公园、中央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及歌舞院、音乐堂之类。但是，当时北洋政府正与南方的国民军交战，无暇顾及城市建设，此议未引起重视。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着国都南迁，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随之南移，于是历史文化很快地被视为振兴北平市的重要资源。

　　1928年11月，北平市民朱辉向市政府上呈《建设北平意见书》，提出建设北平的七条基本标准，其中建设北平“国故之中心”、“学术美术艺术之中心”、“东方文化表现之中心”、“观光游览之中心”皆与故宫及其文物有关。首先，朱氏认为北平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是旧城保护与改建，明确提出“保存、利用旧有建筑物，并维护其艺术美术性”的原则。在具体实施办法中，朱氏指出应将城墙、城楼、宫殿、坛庙、旧皇家寺院、三海、景山、颐和园、万寿山、各种牌楼、库房、王府及旧时一切皇家建筑汇集成册，进行审查，择其有保存价值者，备案呈请中央，制为定案。更为难得的是，朱氏认为即使没有保存价值的旧建筑，在没有制订改建计划前，须严厉禁止拆改。其次，考察故宫博物院史时应将北平城市规划一并予以考察。

　　对故宫空间进行整体布局

　　1929年春，故宫博物院重新制订计划，对紫禁城建筑群、城墙、护城河及景山的空间进行整体布局：

　　第一，博物院分设古物、图书和文献三馆：奉献殿、斋宫、毓庆宫及东六宫，拟划于古物馆，以奉献殿为总陈列室，斋宫及毓庆宫为美术品陈列室，东六宫为古物分部陈列室。外西路之寿安宫、英华殿各处，拟划属于图书馆，作为收藏室及阅览室。宁寿宫各宫殿，拟划属于文献馆，作各史料陈列室。

　　第二，改建特别陈列室：本院各宫殿房屋，大多数均有历史上价值。即辟为陈列室亦不能不保持原状。而光线及各种设备，均未能合式。故有添造新式陈列之必要。而宫中空地无多，颇少隙地，以容此种建筑物。现拟东西以茶膳房、上驷院，西面以造办处，改建此种陈列室。景山寿皇殿东西空地，亦作此用焉。

　　第三，辟设紫禁城公园：由神武门登城，东西马道甚宽，直达角楼。游眺其上，全城及西山风景，一望无际。春秋佳日，诚登临之胜地也。城外破屋，亦已拆卸。培植花树，沿河临眺，十里芰荷香，为夏日最好消夏窝，此两处再加修缮，统名为紫禁城公园。

　　第四，改建景山公园：景山在神武门北，绕以红垣，周二里。山凡五峰，峰各有亭。山后为寿皇殿，东为观德殿等处，均为目前文献馆之陈列室。今拟在寿皇殿东西，添造特别新式陈列室。并于山上下添植各种植物，辟为公共植物园。

　　上述多项规划设想在1929年至1930年间基本得以落实。

　　故宫文物疏散时期，主要问题是如何保障运输安全。到了疏散地点，因库房条件大都比较差，事务性的工作就变得多起来。当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三个办事处：安顺办事处(后改为巴县办事处)、乐山办事处和峨眉办事处。各办事处的工作重在保管，所以把防火、防潮、防虫与防盗列为最重要的工作，其次是做索引，编目工作做得并不多。

　　抗战胜利后，三处的文物又都集中到重庆。1947年文物集中重庆期间，防白蚁成为重要的工作，此外便是筹备文物还都的运输事宜了。

　　希望文物“不要被肢解”

　　故宫文物南迁与战时文物疏散，以及战后文物的迁返，是战争期间保护文物的壮举。

　　故宫博物院通过艰苦卓绝而又有效的工作，使故宫文物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免遭战火与日寇的抢掠而保存下来。但是，战争仍然给故宫博物院的事业，以及一部分文物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1933年日本侵略者危及华北及北平之时，这批文物被迅速地转移到中国的中部，当时曾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当这批文物的最终命运仍然留待将来回答的时候，所有热爱中国与中国古老文化的人们都在希望，它们不要被肢解，更不要在国外发现它们的踪迹。

　　1928年6月，南京政府接收古物陈列所。受其与北洋政府关系的牵连，古物陈列所被南京政府打入另册。由原先直属北洋政府内务部，改为归南京政府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缩减编制，所长改称主任，地位大不如前。古物陈列所开始改组机构、裁汰冗员、核减经费、清点文物。

　　1930年，易培基拟订《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呈送国民政府，计划将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玄殿、太庙、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这一年，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领衔的10名故宫博物院理事联名提出《完整故宫保管办法》，并经行政院第91次会议批准，将中华门至保和殿原属古物陈列所、国立历史博物馆的部分，全部交由故宫博物院接收管理，将古物陈列所来自沈阳故宫的文311物归还沈阳故宫。其他文物先由故宫博物院挑选配置旧藏，剩下的将来运往南京筹建新的博物院。

　　界墙终于有了推倒的必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地区散兵游勇日渐增多，“甚至有身着军服未佩符号之军人来所游览，在太和门前无故放枪情事”，“及天津发生事变，平地谣诼益滋”。合并计划无形停顿。

　　1932年至1933年，古物陈列所南迁和西迁古物共5415箱，共计111549件。1935年5月，国民政府在“机关裁并、政费紧缩”的原则下，再次重申“北平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入内政部”。古物陈列所则多方呼吁政府“重复审查，暂缓归并”，并表示可千方百计节省经费。6月，经内政部提请行政院第217次会议复议，决定暂缓归并，但将古物陈列所的年度经费缩减12%。

　　北平陷落之后，古物陈列所的主要管理人员又出现了失节附逆的严重情况。故宫博物院方面一直存有合并古物陈列所的想法，抗战胜利后，即以“古物陈列所失节附逆”为由，合并古物陈列所，实现自己“完整故宫保护计划”。1946年12月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古物陈列所房屋及其留北平之文物拨交故宫博物院”。

　　横亘在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之间的界墙，终于有了推倒的必要。

　　从旧符号逐渐走向新符号

　　古物陈列所南迁文物则全部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49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挑选852箱精品运往台湾，其余成为今日南京博物院的藏品。故宫、故宫文物及故宫博物院多元的身份认同，使之变得更为重要，“完整故宫”最终使其从旧符号逐渐走向新符号，并逐渐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深刻的且完整的文化记忆。

　　第一，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保护了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保护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一次壮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在占领区肆意掠夺、破坏各国的文化遗产。世界各国普遍采用文物转移的方式，保护自身的文化遗产。因此，故宫文物南迁的胜利，不仅仅是抢救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的壮举，更是维护世界文化遗产多样性的一次胜利。

　　第二，故宫文物南迁虽有争议，但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这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体现。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国共合作，离不开全民参与，正是各行各业的团结精神，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故宫文物南迁耗时长、任务重、困难大、计划复杂多变，如果没有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的资金、运输等物质支持以及广大民众的全力配合，可以说寸步难行。因此，文物南迁的胜利，是全民抗战的一次具体体现，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

　　第三，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特殊历史时期的壮举，文物南迁任务之重，环境之艰苦，培育和形成了以“视国宝为生命”为核心的典守精神。

　　文物南迁后，故宫博物院快速完成了工作任务与工作方式的转变，从“纯粹的学术性质”转变到适应战时需要，肩负起保管保障文物及运输安全之责。正如马衡院长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戒惧、悉力保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如协助搬运国子监的石鼓，故宫人悉心包装、运输，在跋山涉水翻车的情况下，所有石鼓安然无损。可见故宫人在文物南迁过程中的尽心尽力、严阵以待。除此以外，由于运输保管艰难，险象环生，故宫人为了文物安全，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参与南迁的当事人，将这一奇迹归功于“古物有灵”“国家的福命”，其实是仰赖上上下下各阶层、各方面人员为之付出的努力和牺牲，共同铸就了这一历史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