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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

发稿时间:2020-04-22 15:16:21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陆琴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在王莽“新政”破产、社会动荡、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顺应“百姓思汉”的时代潮流,与家兄刘縯在舂陵起兵,逐鹿中原,终结新莽,夷灭群雄,重建汉朝,继而“收拾旧山河”,整顿、改革前朝弊政,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文化,使东汉呈现文化复兴的局面。

  “以柔道理天下”“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凝聚众意

  刘秀能够芟夷群雄,成为逐鹿中原斗争中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并在平定天下后及时完成政治的成功转型,使得东汉王朝迅速崛起,原因当然很多,包括时代的际遇、民心的向背、方略的高明、措施的适宜,这些早已有人进行过总结,然而,笔者以为有一个因素更不能忽视,这就是刘秀的雅量与睿智,这既是他道德的境界、人格的魅力,更是他制胜的源泉、成功的秘诀。

  凡是读过《道德经》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其中的“柔弱胜刚强”、以退为进的论述,这是许多人推崇备至的“君王南面之术”,刘秀对其精髓的理解和把握可谓入木三分。史称其:“(生)性谨厚”,这样的个性特征,决定了刘秀统治上的根本特点是“以柔道理天下”“泛爱容众”,善于争取人心,凝聚众意。这就是他本人表白的:“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这一点即便是雄才大略如汉武帝、唐太宗之辈,也难以望其项背。

  投资不能马上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授生徒

  正是因为刘秀有过人的雅量,所以他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难能可贵的宽容与仁慈。对士人的尊重厚遇就是这方面显著的标志。自从孔老夫子提倡士人“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来,中国的士人即以中华文化传统的承荷者自负,喜欢以社会良知的体现者清议政治、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汲汲于治学问道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这在封建家天下的时代里,很容易招致统治者的猜忌和厌憎。若碰到稍为开明的统治者,是我行我素,不去理会士人的聒噪;一旦遇上昏庸、暴虐的独夫民贼,则大事不妙,免不得蹲大狱、掉脑袋。汉末的党锢之祸,南宋的“伪学”风波,明末的东林党之禁,以及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等,就是例子。由此可见,如何妥善处理与广大士人的关系,笼络和争取他们为己所用,使得他们能够放下身段,半推半就挪移到前台替自己帮闲,乃至帮忙,乃是考验统治者有无雅量有无智慧的重要标志之一。

  刘秀对士人的微妙心态与深层次意愿洞若观火,体察入微。他不仅舍得花费大钱投资不能马上显现经济效益的文化教育事业,开设太学,搜集图书,延聘博士课授生徒,自己也身体力行,投戈讲艺,息马论道,认真读书学习。他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敬贤尊才,达到了“求之若不及,相望于岩中”的地步。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著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就把当时已七十有余的通儒硕学卓茂请到朝廷,亲自接见,任为太傅,封褒德侯,赐予食邑二千户。不久卓茂老死,刘秀素服车驾,为卓茂送葬。刘秀用这么高的礼遇规格优待这样一位老读书人,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通过此向普天下民众显示自己对读书人的重视态度,为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奠定基础。事实证明,刘秀的这个优雅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大批读书人,包括当时一些十分著名的宿学大儒,如宣秉、杜林、张湛、王良、范升、陈元、郑兴、卫宏、刘昆等,感觉到刘秀真的爱贤若渴,尊儒真诚,遂认定刘秀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中兴之主”,纷纷归附了刘秀,成为东汉文化复兴的重要角色。

  真正做到《图天下策》所主张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读书人都热衷于出仕博取功名的,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士人乐意隐逸山林以示自己的清高,这在东汉初年也不例外。刘秀很能理解他们的志趣,以惊人的雅量宽待这些士人。太学生出身的周党,学问渊博,名高一时,刘秀称帝后即慕名而辟征他出仕为官,可周党就是死活不干。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坚决不同意,特地下诏说:“从古以来,即使明王圣主出世,也会有不宾之士……人各有志,何必强求。”于是赏赐周党绢帛四十匹,让他带着家小回老家隐居。

  严光是刘秀的老同学,当年求学长安京师时,两人朝夕过从,情同手足。刘秀登上九五之尊后,曾多次礼聘他出仕为官,担任谏议大夫的要职,可是不管刘秀怎样好吃好住款待他,他就是不愿意干,整个儿“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潇洒做派。刘秀无可奈何,只好放这位性情怪僻、行事怪异的老同学离开洛阳回富春江畔垂钓,潇洒自在了却余生。东汉初年,这种“义不与帝王为友”的读书人还有牛牢、王霸、逄萌、井丹等多人,刘秀尊重他们的意愿,都不曾以帝王的权势去跟他们为难。

  正是由于刘秀具有宽广的雅量,来者不拒,去者不究,所以争取到更多的士人为他效劳,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秀真正做到了其股肱邓禹在《图天下策》中所主张的“延揽英雄,务悦民心”。这不仅仅体现在他治国统军上的杰出英明,也反映为他道德修养上的卓尔不群,从而成为后代统治者的一面镜子。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统治者绝大多数都不乐意照这面镜子,这也正是中国数千年中“治世”少而“乱世”多,上演的悲剧众而喜剧寡的原因之所在。

  延伸阅读

  太学:东汉儒学教化的集散地

  东汉初期“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庠序”,标志着东汉政权对强调“德治王政”的认同,更象征东汉对礼乐教化的重视。建武五年“初起太学”,立五经十四博士制度,作为太学教化的师资力量。又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博士,使太学进而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领导的机构,以此为基地加强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太学成为对东汉文化精英进行儒学教化的集散地。

  此外,东汉还鼓励民间私学发展。许多名儒开办私人教育,如精通《欧阳尚书》的牟长在河内办学,“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私学教化与官学教育相结合,使民众接受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扩大了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影响。班固在《两都赋》中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颂美之词,可见当时地方学校之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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