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儒学，由于光武帝、明帝、章帝等的提倡，十分繁荣发达。到了桓帝、灵帝时期，京师的太学生和地方郡国及私学的儒生数量，总数已超过10万人，他们互相推引，互相声援，其中的一些名士，更是声望隆重，万人景仰，构成了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势力。

　　东汉士人做官，多数通过公府辟召和地方察举等手段。地方察举制度，是指各郡国推举孝廉(孝子、廉吏)：一般按照郡国人口比例，每20万人举1人，全国大约228人。入围条件一般是年40岁以上，“经明行修”。

　　公府征辟制度、朝廷辟召，是指朝廷征召一些社会名士，直接到中央任职。但是，在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士人们通过品评时政人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东汉名士颇有傲人的品行。如杨震不接受昌邑县令王密的贿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千古传播;其子杨秉，官至太尉，“为人清白寡欲”，自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除杨震父子外，还有许多士人，表现出独特的名士风范，然而，一旦过了头，就成了“矫激”。

　　什么叫矫激呢?激是偏激，矫是矫情。求名过了头，名不副实;谦虚过了头，弄得不真实，就是一种矫激。

　　比如，南阳樊英，“少有学行，名著海内”。名士的成名条件，一般是“经明行修”，前者是经书读得好，后者指品行超群。品行超群，大多表现为具有一些难得的正面品质。比如，拒绝征召入朝为官，推辞州郡聘请入仕。樊英曾经多次放弃入仕的机会，甚至“安帝赐策书征之，不赴”。于是，安帝一方面赐予厚礼，一方面给郡县官员下了死命令，绑也要把樊英绑来。就这样，樊英“不得已”到洛阳见皇帝，到了之后，还是装病不起。你看这是不是有些矫揉造作呢?

　　安帝没办法，安排皇家太医给樊英看病，国家供给羊、酒调养。过了些日子，大约没有发现有什么毛病，安帝就为樊英专门设立了一个论坛。论坛开讲的日子，由皇家车队的领导(公车令)出面导引，内廷尚书亲自陪同，“赐几、杖，待以师傅之礼，延问得失”，还拜为五官中郎将。这样待了几个月，樊英又闹着说身体不好，诏以为光禄大夫，赐告。“令在所送谷，以岁时致牛酒。”待遇确实优厚。樊英坚决辞谢，安帝一再开导，最后下诏，不准推辞。樊英三番四次的推官，安帝特别隆重的推崇，弄得樊英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在其后关于时政的应对中，樊英表现平平，“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

　　时人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什么大家都很失望呢?为什么“毁谤布流，应时折减”呢?“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要么你坚持不出来做官，真正成为一个名士;要么你出来就拿出一点济世安民的真知灼见来。樊英的矫激，是作为名士的表演过了头。这样徒有虚名的名士，印证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吹得越高，跌得越重。

　　东汉名士的另外一种矫激是中庸过了头。代表人物是胡广。

　　胡广(91~172)，字伯始。历事汉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为官30多年，可谓六朝元老。在风雨如晦的东汉政治舞台上，胡广是不倒翁。

　　胡广曾经与宦官丁肃结成儿女亲家，这对反宦官的士人来说，就是一个污点，可是这位丁肃却是个比较廉洁谦谨的人。顺帝内宠太多，在女人中摆不平，不知道应立哪一位宠妃为皇后，提出让几位宠妃抓阄。对于如此荒唐的做法，胡广上书反对。他说，皇后是天下仰望的国母啊，怎么能求之于筮龟呢?应该从门第尊贵、德行贤淑、为人谨良的贵人中选任皇后。于是，梁妠获选。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娘家父兄梁商、梁冀执政。胡广因为在当初支持了梁妠，所以，在梁家掌权的时候，胡广自然得到信任和重用。由此胡广也就与梁冀家族结下了一层特殊的关系。

　　胡广为官，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识时务，胡广与梁冀的特殊关系，显然与他当初支持梁妠为皇后有关。他不像李固专与梁冀对着干，但是也谈不上为虎作伥。

　　第二，胡广数起数落，各种势力对他都能接受。胡广人生起落，与天灾示警、自动辞职有关，也与政治态度失当有关。

　　第三，不管朝廷风向如何，谁在掌权，胡广都恪尽职守，做好自己的事。灵帝卖官，公然标价，胡广颁行了他写的《百官箴》四十八篇，依然提出整顿吏治的系统意见。司马光也赞扬他的识人处事才能：“所辟多天下名士，与故吏陈蕃、李咸并为三司。练达故事，明解朝章。”当时京师有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朝政之事，搞不明白的，就问伯始(胡广字伯始);天下事务，按中庸之道妥善处置的，只有胡公!

　　历史上对于胡广的评价是两极的，许多人说他滑头，没有原则。名士李膺、杜密都是他所举荐提携的，但是，两次党锢之祸，他本人却从来没有受到过牵连。李固因为反对梁冀立帝而丢了性命，他也只是流涕惋惜而已，不能赞一词。司马光在上述赞扬之后，也不忘用“然”字转折说：“然温柔谨悫，常逊言恭色以取媚于时，无忠直之风，天下以此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