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怎样化解产能过剩，学界之前的主张是扩内需。最近政府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是人们的关注点又转向了供给。有学者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固然重要，但应双管齐下，同时还得扩内需。这观点当然对。不过在我看来，改进供给也是扩内需，只是处理问题的角度有不同。

　　两百年前，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天晚上法国里昂一家餐馆里几个小伙子一起喝啤酒，其中一位趁着醉意把几瓶啤酒砸在外边马路上，嘴里还嘟囔说“为工厂作贡献”。说者无心，但却让坐在一旁的萨伊陷入了沉思：将商品毁掉是给工厂作贡献么？莫非是企业生产的商品没需求？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萨伊否定了毁掉商品为企业作贡献的看法。他的论证是这样：人们卖商品的目的是为了买商品，即为买而卖，货币只是交换媒介，企业卖出商品拿到货币后，会立即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这样一种商品的出售，就意味着对另一商品的购买。于是他的结论是：供给可自动创造需求，生产不会过剩。

　　萨伊的这一观点，学界后来称为“萨伊定律”。在该定律提出后最初的一百年里，虽不断有人质疑，但多数经济学家仍认同。直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生产出现普遍过剩，为对付萧条，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凯恩斯挑战的是传统理论，而首当其冲则是萨伊定律。

　　萨伊定律错在什么地方？凯恩斯说，在早期物物交换时代，甚至是金银货币时代，萨伊定律能够成立，但当纸币出现后萨伊定律就站不住了。凯恩斯的理由，是货币可以储藏，当人们卖出商品后如果不马上买，货币被储藏，商品会过剩。这看法流行至今，而且自凯恩斯之后，教科书皆将“储蓄等于投资”看作经济总量均衡的前提，也是基于以上理由。

　　我的看法与凯恩斯不同。商品过剩的症结我认为不在货币；正相反，是货币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交换。想想物物交换的情形吧。如生产斧头的厂商需要购买服装，而生产服装的厂商却不需要斧头，这样交换就不能完成，斧头与服装皆会被积压。但要是有货币作等价物，买卖两便，交换即可完成。可见，货币的出现有利于交换，减少了过剩。

　　也许有人问，货币被储藏需求怎会不减少？对此要分两种情况：货币若是金银，需求可能会减少。如果有人预计未来金银升值而将金银储藏，所对应的商品会因为缺少货币可能滞销。但若货币是纸币，由于纸币不能储藏只能储蓄，需求不会减少。理由简单，银行是靠存贷利差赚钱的企业，吸收存款后一定会千方百计贷出去。如此张三的储蓄就变成了李四的需求，需求不会变。

　　所以我的观点，如果仅从总量看，供给确实可创造需求。其一，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也是特殊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特殊商品(货币)的供给，可创造对普通商品的需求；而普通商品的供给，则可创造对特殊商品(货币)的需求。其二，企业生产商品需购买设备与原材料，这样创造供给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需求的过程。其三，供给可以引导需求。50年前没人用手机，而今天有了手机供给，市场也便有了对手机的需求。

　　不过这是从总量看，若想多一层，比如从结构看，供给就未必等于需求了。举例说，市场需要100套住房，5000斤大米，而厂商供给的却是110套住房，4000斤大米，由于结构不匹配，此时房产显然会过剩。其实当年萨伊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认为结构失衡只是局部现象，未作深入分析。可事实表明，结构失衡往往引起总量失衡，中国今天的产能过剩，就是结构所致。

　　是的，总量平衡并不代表结构平衡，两者不一回事。由此看，从政策层面解决产能过剩，重点不在需求而是在供给。那么怎样才能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保持平衡呢？思来想去，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条件要满足：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让企业按价格信号的指引生产；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让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推动市场信息公开透明，让商品流通成本足够低。

　　反观中国的现实，我们所以出现产能过剩，原因其实就在以上三方面：由于过去人为压低地价与能源价格，结果才使某些产能过剩项目(如钢铁、电解铝等)得以上马；由于市场准入存在限制，资本不能自由进入，导致某些产业发展滞后而成为短板，这样反过来加剧了其他产业相对过剩。另外，流通成本过高，也造成了某些市场有需求的产品大量压库。

　　正因如此，所以中央决定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体会，政府此举旨在一箭双雕：通过调整结构改进供给；通过改进供给扩大内需。看政府最近释放的信号，相信这判断不会错。在上月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要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缩小政府定价的范围；而之前他多次表态，要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允许各类资本平等竞争；对可节省流通成本的电子商务，李克强总理赞许有加，去年曾两次为电商“站台”。

　　要特别说明的是，我说改进供给是扩内需，化解过剩的重点在改进供给，但并不意味着今后可以忽视需求侧管理。事实上，需求侧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调节收入差距、扶贫助弱、提振消费等，政府仍然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