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在讲通胀与失业时，无一例外要提到菲利普斯曲线。是的，将失业与通胀的关系用一条曲线表达，形象直观，称得上是神来之笔。当年读大学时，我和同学对菲利普斯推崇备至，特别是对他善于从历史数据中寻求规律的本领，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人到中年，经历的世事多了，对书本也就渐渐少了盲从。比如对菲利普斯曲线，我现在就有诸多疑惑。此曲线说，通胀率与失业率是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通胀率高，失业率会低；失业率高，通胀率会低。可我知道的事实是：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胀率很高，失业率并不低；近几年中国通胀率很低，而失业率却不高。
怎么回事？莫非是菲利普斯错了？其实，菲利普斯本人研究的并非通胀与失业，而是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关系。1958年他在《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分析了英国1861年至1957年工资与失业的数据，他发现历史上工资率上升的年份，失业率往往相对低。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名义工资率变动是失业率的递减函数。
菲利普斯今天大名鼎鼎，可让他走红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这篇文章。1960年萨缪尔逊与索洛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关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一文，他们以菲利普斯的研究作基础，用美国的数据替换英国的数据，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提出了通胀率与失业率也是反向关系的推论。菲利普斯曲线的提法正是来自该文，菲氏也因此一举成名。
萨缪尔逊与索洛的文章思路清晰，好读易懂，其所表达的政策含义是，低通胀与低失业不可同时得兼：若一个国家希望保持较低失业率，那么就得承受较高的通胀率；相反，若希望保持较低通胀率，就得承受较高的失业率。这一推断后来写进教材并成为新古典综合的主流观点，不少国家也将此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
我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疑惑，具体讲在两方面：一是我同意菲利普斯本人的研究结论，但有保留，认为那只是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现象，并非规律；二是我不赞成萨缪尔逊与索洛用通胀率替代工资增长率的处理，因而也不认同他们的结论。为什么要这样说，下面让我细说理由。
历史数据不会骗人，何况菲利普斯的研究用英国近百年的数据作支撑，照理不应该怀疑。而我之所以有疑惑，是因为菲氏所用的数据基本是来自二战前，那时第三次工业革命尚未到来，他的研究自然要受到局限。最重要一点，是二战前的机器自动化程度远不及今天高，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有刚性。
是的，二战前的一百年，机器自动化程度虽不低，但大多设备仍离不开人工操作。在那个年代，工资率上升表明企业对人工的需求大，而企业用工增加，失业率无疑会下降。正因如此所以我同意菲氏的分析。然而上世纪70年代后，智能机器的出现使企业对劳动力需求不再有刚性，这样工资率上升企业不仅不会多用工，反而会用机器代替人工，令失业率上升。
前不久我到南方调研，就看到不少企业用机器替代人工的案例。其中广州博创”较为典型，该公司是一家专做门窗的港资企业。公司老总说，由于工资水平上涨太快，企业只好逐步用先进机器替代人工。近两年，企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上涨了30%，而替代下去的员工也超过了30%。这方面的事例读者也应该见到过，去企业走走，类似的情况很普遍，这里我不多说。
转谈萨缪尔逊与索洛吧。我对这两位学者的质疑，主要是他们用通胀率替换菲氏的工资率，如此一来，菲氏所探讨的工资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就变成了通胀率与失业率的关系。对为何要做这种替换，两位学者曾作过解释：第一，价格由成本加利润构成；第二，工资是企业重要成本；第三，价格变动与成本变动的方向一致。
骤眼看，以上替换似乎无可厚非，但在我看来这样做过于武断。不错，工资率上升会推高成本，可成本增加却不一定推动价格上涨，因为最终决定价格的不是成本而是供求。众所周知，按成本加成定价只是厂商的卖价，商品短缺，卖价可以是市价；但若商品过剩，消费者不接受卖价便不是市价。事实上，当今市场过剩是常态，通常情况是需求决定价格而非成本决定价格。
再想多一层，企业的商品价格决定是微观行为，比如商品房的价格，就是由开发商与消费者讨价还价议定。而通胀率不同，它是总量指标，高低要由货币供求定，弗里德曼说通胀始终是货币现象指的就是这意思。换句话讲，只要货币不超量投放，成本不能推动通胀，结构性因素也不能推动通胀，通胀只一个原因，它只能由需求拉动。
由此看，用通胀率替换工资率，如此移花接木理论上站不住，而推出的结论当然也不可信。按菲利普斯曲线的说法，降低失业率的唯一法门是扩大货币供应，承受高通胀。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政府手里除了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可用，而且财政政策对推动就业的作用绝不亚于货币政策。
看中国的经验：近几年中国的财政政策一直积极，货币政策却取守势、保持稳健。其效果有目共睹：今天通胀率(CPI)不到2%，同时就业也大为可观，去年政府希望增加1000万人就业，实际则增加了1322万人。最近有权威数据说，目前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是七年来最低。中国低失业而未高通胀，难道不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有力反证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