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加强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是落实五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为抢占科技经济制高点，世界主要国家也纷纷强化战略部署，加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创新基础平台建设，打造学科交叉、综合集成的大型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国家也将科技创新基础平台建设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予以大力推动。

　　优化整合国家科研基地

　　我国高水平创新基础平台建设始于改革开放后。1984年，我国启动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致力于开展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之后，为加强工程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工作，国家又组织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的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科研平台凝聚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承担了大量的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等任务，取得了众多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技成果，成为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和重要基地。

　　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科研基地主要依托科研机构下属的院、系、所建设，体量偏小，每个实验室或工程中心的科研人员平均不到100人；并且大多聚焦在某一优势学科或细分行业，强调“专”“精”“细”，普遍存在学科单一、综合度低等问题。这也导致了单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独立承担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综合性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较弱。新世纪以来，学科交叉和技术融合的趋势加快，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的协同创新已成为重大科技活动的典型特征。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也要求创新活动要加强从基础前沿研究、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到应用示范的全链条组织设计。原有“小而专”的科研基地组织形式已不能完全满足科技发展变革的内在要求。

　　相比之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大都支持建设了学科交叉、综合集成的创新基础平台。特别是美国，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就持续部署和支持了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体量较大、功能完整、综合性强的国家实验室。目前，美国由联邦政府主办或资助的国家级实验室有720多所。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等也都属于综合集成的国家级实验机构。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基础平台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力量。这些实验室基于先进的研究设施，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不仅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科研成果，而且吸引和集聚了大量的优秀研究人员，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同时，围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开展大规模、高风险、长周期的研发工作，对国家发展战略给予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从2000年开始，在材料、信息等领域启动了国家实验室的试点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十三五”期间，要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部署，在对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中心分类整合、优化布局的基础上，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点在生命、能源、先进制造、信息、材料、资源环境等领域，围绕制约国家发展的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瓶颈，采取自上而下、成熟一个、启动一个的建设方式，布局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突出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的国家实验室。发挥国家实验室的引领作用，带动各类创新基础平台的协同发展，夯实科技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

　　加强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

　　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集中体现了国家科研基础设施水平和技术制造能力。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建设北京正负离子对撞机起，迄今已围绕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规划启动了48项大科学工程建设，构建了上海光源、兰州重粒子加速器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推进我国粒子物理、核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部分前沿方向的科研水平进入国际前列，凸显了我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中的地位，提升了我国国际科技影响力。

　　发达国家长期重视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美国计划未来几年投入110亿美元新建和更新研发设施，欧盟通过第七研发框架计划（FP7，2007—2013年）支持了70余座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相比之下，我国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存在着国际化程度不高，总体规模偏小、数量偏少，技术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下一步应做到：一是结合国际大科学计划，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工程，吸纳发达国家参与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和运行，集聚国内外高水平人才，构建一批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大科学中心。二是加强重大科学仪器设施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的自主研发，组织已有设施的升级改造，开展前瞻性的工程预研，保障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的自我装备能力，进一步完善提升技术指标和综合性能。三是根据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在能源、生命、地球系统与环境、粒子物理和核物理、材料、空间与天文、工程技术等科学领域，建设一批科研急需、条件成熟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加快完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体系。

　　此外，重点关注高性能计算和野外观测方面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支持超级计算中心的发展，加强超算应用软件的研发，深入推进超级计算在专业领域的应用；依托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持续开展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研究和示范，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加强财政投入，聚集创新人才

　　加强稳定支持是推进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基础平台持续运行和能力提升的基础，也是发达国家支持高水平科研载体的通行做法。美国能源部所属的国家实验室（包括劳伦斯伯克利、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等）、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等超过90%的经费来自联邦与州政府拨款。我国在推进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基础平台建设中，应做到：一是形成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的投入结构。特别是要增大稳定性支持的比重，保障国家实验室的基本运行、对外开放、仪器设施修缮购置以及自主开展持续稳定的高水平科研工作。二是创新投入机制。在若干领域探索实行预算拨款制，探索中央、地方财政以及社会资本联合支持国家实验室发展的多元化投入机制。

　　凝聚一批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和实验技术人才队伍，是国家实验室等创新基础平台开展高水平科技创新活动的关键环节。加强与各类人才计划的衔接，吸引和凝聚一大批国内外高层次创新领军人才；建立健全与各类创新基础平台特点相适应的人员分类评价、考核、激励政策，稳定一支专业化、高水平的实验技术人才队伍；形成相对自主、开放流动的人员管理制度，加强人才引进、培养和结构优化，构建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

　　推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推进各类科技条件资源开放共享是增强创新基础平台效能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财政资金投入形成的科技条件资源原则上必须向社会全面开放共享，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形成科技条件资源的对外开放。

　　其一，全面推进各类科研基地的开放共享。进一步健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中心等的开放共享制度，将对外开放服务纳入科研基地的考核评价指标；组织科研基地面向重大科技创新、区域协同创新以及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开展有针对性的高水平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公共平台的作用。

　　其二，加强科研仪器设施的对外开放。结合《国务院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国发[2014]70号）的落实，搭建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积极开展对原值50万元以上重大科研仪器设施开放服务的绩效评价和后补助工作，推进重大仪器设施的开放共享。

　　其三，加强科学数据和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与信息是科研观测、科学研究活动的成果，是大数据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加强科学数据的采集、加工和挖掘以及科技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支持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和科技文献中心建设，搭建网络计算和实验环境，形成科学数据和信息资源共享的网络体系。

　　其四，加强生物种质和实验材料等实物资源的开放共享。生物种质包括动植物种质、微生物菌种、人类遗传资源等，实验材料包括实验动物、科研用试剂、生物与岩矿化石标本等。这些科技资源大多在自然界存在，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对象和条件。加强生物种质和标本资源的采集、收集、加工和保藏，加强实验动物、科研用试剂等实验材料的培育和研制，推动国家种质资源库、国家标本资源库（馆）、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等资源研制、加工、保藏机构的建设完善，推进各类实物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