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三大法宝”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产生出来的。
从“三大法宝”的单个方面看中华文化渊源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就其特殊性内容来讲，它是区别于前人的，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联结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产生出来的。
统一战线就其特殊性内容来讲，基础是工农联盟，是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其普遍性原则来讲，就是“得人”，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也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人心者得天下。毛泽东批判“左”倾关门主义把同盟军推到门外，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是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他强调：“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这些与中国历史上“得人”的观念是相通的。
武装斗争就其特殊性内容来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建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武装斗争就其普遍性原则来讲，就是强军或者说强兵，就是要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中国古人讲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些都是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取得胜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处于敌人武装力量万千重的包围之中，为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变，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毛泽东的办法是实行游击战和持久战。1939年，毛泽东又将中国革命三宝之一的武装斗争称作游击战争，并对即将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陕北公学的学员们说：你们不要看轻这“游击战争”四个字，这是我们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这些与中国历史上打胜仗的观念是相通的。
党的建设即使如此特殊，其治党治军治国与中国历史上诸侯君主，各朝各代的治国理政，仍有着普遍性的联系和相通之处。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与中国共产党要把党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相通的。又如：中国古人讲“自强不息”“反求诸己”“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与中国共产党强调加强自身建设，强调独立自主、自我批评，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是相通的。再如：“政者正也”“心之官则思”“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与中国共产党重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也是相通的。
从“三大法宝”的整体上看中华文化渊源
从三大法宝统一的和相互联系的角度追寻中华文化的渊源，这里有四点：
首先，看看“國”字。“國”，《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國，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从这个解释可以看出“國”有四个条件：边界、人民、土地、武装力量。这四个条件中少了任何一条都不成其为“國”。这个“國”字已包含了“三大法宝”的一般内容，即：有人，得到了人;有军队守卫边界、保卫国家;有成为人民和军队物质基础的土地及其管理者。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治国安邦主要的不正是这三项内容吗?
其次，看看孔子答政。《论语》很多内容是孔子回答学生和其他人问政的，也可以说是论治国理政之语。《论语·颜渊》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谁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要发展农业生产，让人有饭吃。这也是“得人”这个统一战线和“足兵”这个武装斗争的物质基础。没有饭吃，老百姓就要造反，就会出现民非其民、兵非其兵。“足兵”，要发展武装部队，能守土卫国。“民信”，就是老百姓相信你(诸侯、君主)。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人民相信党。人民相信党，才会跟党走，党才能发挥领导作用。人民不相信党，与党离心离德，党就不能生存下去，就要灭亡。毛泽东将党的建设看成三大法宝的核心，这与孔子将“民信”看成治国理政的根本，是完全相通的。可见，毛泽东的三大法宝与孔子“足食足兵民信”的思想相通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看看孟子的“诸侯三宝”。《孟子·尽心下》中讲：“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一书许多章节都能看出以“土地”为宝。《孟子·梁惠王上》提出“明君制民之产”。这个“产”最根本的是土地。所以，《孟子·滕文公上》中讲民有恒产才有恒心，“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毛泽东对孟子以土地为宝的思想早就熟知于胸。早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曾写道：“《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
以“人民”为宝的民本思想更是贯穿于《孟子》全书。《孟子·梁惠王下》中讲：“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有一段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话：“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尽心下》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毛泽东高度重视“人间正道”;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次引用“民贵君轻”之说。他对孟子的民本思想更是熟记于心。
孟子所讲的“政事”，就是治国理政的事情，就是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解决好土地与人民结合的问题。突出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处理好“民事不可缓”的问题。通过制定土地政策，不使土地闲置，也不让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尽可能地发挥土地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是实现“使有菽粟如水火”的目标。尽可能地发挥民力、民心的作用，解决好人民的需求问题，使人民衣食有保障不为生存而担忧。尽管党的建设有着千差万别的时代内容，但也是离不开土地和人民的。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时指出：“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
毛泽东的“三宝”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但从一般意义上说与孟子的“三宝”有相通之处，不能说没有一点思想影响。统一战线就是要“得人”，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广交朋友，使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敌人越来越少，使革命力量形成“千千万万”之众、“浩浩荡荡”之势。这与孟子“三宝”中的“人民”这一宝是相通的。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依托的是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立足之处是根据地。这与孟子“三宝”中的“土地”这一宝是相通的。“党的建设”这一宝，与孟子以处理土地、人民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政事”这一宝更是相通的。
最后，谈谈老子的“三宝”。老子也有“三宝”，《道德经》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的慈、俭、不为天下先，与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与孟子的土地、人民、政事，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主张是不一样的，但仍有殊途同归之处。老子的三宝对毛泽东的三宝，不像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与孟子土地、人民、政事的影响那样大、那样直接，但影响也是有的。
从毛泽东武装斗争的角度认识“慈”：其一，对敌人是不能仁慈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其二，对人民和人民军队之间是必须讲仁慈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也许就是老子讲的“慈，故能勇”吧。其三，国与国之间，要像老子说的，“不以兵强天下”，要和平相处;强兵是为了防卫;靠穷兵黩武，称霸世界，是不会长久的。
从毛泽东统一战线的角度认识“不敢为天下先”：对同盟军，能先让一步，才能有统一;能独立自主才能保持统一。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讲了三条，“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从毛泽东党的建设的角度认识“俭”：这个“俭”，就是俭朴、俭省;就是艰苦朴素、艰苦奋斗。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什么如此强调艰苦奋斗?因为成由俭败由奢，因为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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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妙解“三大法宝”
1939年夏，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给师生做报告。当时，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出发在即，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在演讲过程中，他用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他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等三样法宝，姜子牙用这三样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