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人民解放军92年的奋斗历程，每逢重大节点和关键时刻，总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员(领导人)为我们党站台压舱、抗风拒浪，保证党的事业顺利涉险渡难，摆脱困境从而走向胜利。在革命事业处于低潮和困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折射出一种强大政治定力，使党和军队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于低谷处迎来了新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武装割据开新篇

　　1927年7月，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紧接着，毛泽东在汉口出席了那次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誉为“为挽救党和军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会议──“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

　　1927年的9月，毛泽东等人领导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湘鄂粤赣4省的秋收起义。起义的队伍向着莽莽葱葱的罗霄山脉前进，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迈出了第一步。

　　1927年秋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初实践。工农武装割据的核心内容是主张将工农政权建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两省或几省之间的山区地带，以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来维护和巩固工农政权……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地方都建立起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

　　大革命失败后，在革命低潮时期，我党的早期领导人先后犯了3次“左”倾错误，使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3次“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都是急于求成，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与俄国作简单类比，照搬俄国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革命模式。

　　值得庆幸的是，我党有另外一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转战农村，在农村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发展和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终于开创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崭新的道路。

　　毛泽东在1928年10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第一条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最先决的条件就是当时的军阀混战，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毛泽东发现和利用了这一条件，从敌人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 危急时刻的重要转折

　　从1930年至1934年，蒋介石共对中央苏区先后进行了5次疯狂的“围剿”。红军虽然地处赣南、闽西一带的穷乡僻壤，武器装备低劣，但弱小的红军英勇善战，一连赢得了4次反“围剿”的胜利……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精心准备全力以赴，以持久消耗、碉堡封锁的战略战术，迫使红军踏上了漫漫的长征之路。

　　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2日，中央红军在位于广西北部的湘江地域，与国民党30万军队进行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大血战。湘江血战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人，元气大伤。

　　当年的红军战士回忆说：整整一天，我们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参加红军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密集的炮击。那时一遇上敌人，根本就没有时间构筑阵地，几乎是仓促地投入战斗。“前沿的几个山头因为阵地上的人全部阵亡，被敌人占领了。”就连团政委杨成武也被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膝，“幸好被战友们冒死抢了出来”。激战中，红5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为了不让蜂拥而来的敌人活捉，他毅然掏出枪向自己头部勾动了扳机……

　　光华铺──湘江之战的另一处主阵地，彭德怀指挥着三军团进行着同样的血战。曾在光华铺坚守了3天的张震将军回忆，仅十团1个团，就挡住了敌人1个师又1个团的兵力……红军将士以惊人的毅力，以一当十，奇迹般地保护了军委纵队安全过江。

　　湘江之战，是红军创建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党和中央红军陷入到了极端危险的境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遵义会议深刻影响了党和红军的前途命运，成为我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道路决定命运。当时党中央作出的哪几项重大抉择改变了红军命运?

　　一是结束“左”倾错误。解决了事关党和红军命运的最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二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张国焘的企图落空后，一意孤行，阴谋胁迫中央。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

　　三是转变政治路线。长征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党政治路线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

　　从飞越大渡河到四渡赤水 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

　　中央红军自江西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多有江河阻拦。每遇至此，蒋介石必部署重兵前堵后追，欲置中央红军于死地……在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再次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1935年5月25日，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打响了。

　　然而，渡河战斗并不顺利。由于河面太宽，水流湍急，找到的船只又很少。此时，后面的尾追之敌正向大渡河逼进，形势仍很严峻。

　　中央军委决定：红军兵分两路，夹河北上，直扑泸定桥。已渡河的红一师为右路军，红军主力部队为左路军，中央军委限他们两日内赶到并夺取泸定桥。这就要求他们非有飞毛腿、铁脚板不可!然而，英勇的红军不仅按时“飞”到泸定桥，而且经过激战，夺取了泸定桥。数万名红军，浩浩荡荡地从泸定桥上顺利通过。

　　飞夺泸定桥具有决定性意义。聂荣臻元帅曾题词：“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决分晓，靠什么呢?靠的是红军的一种精神，一种士气!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说：“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我们在那里失败了，红军就可能被消灭。红军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的莫大成功。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

　　而四渡赤水堪称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又一个知名度最高的战役，在我军军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云南扎西。此时，敌军主力尾追而行，造成黔北地区的兵力空虚。毛泽东提出红军应回师东进，趁黔北敌军空虚之际二渡赤水、重占遵义。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敌人近3000人。遵义大捷是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乃至整个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遵义大捷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新“三人团”，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后，中央红军先后完成了三渡、四渡赤水，最终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

　　从遵义会议到四渡赤水的100多天里上演的惊险曲折，正是险象环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缩影。而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从大渡河到赤水河，他选择了一条与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72年前，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72年后的同一个季节，红军以不足3万人的兵力跳出了国民党40万重兵的包围圈。红军队伍时东时西，时进时退，时隐时现，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这一把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都发挥到极致的战斗历程，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己的“得意之笔”，在中国军史上留下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经典。正因如此，红军才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也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从根本上得到确立。这是长征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

　　沙家店大捷 陕北战局翻过了“山坳”

　　1947年3月初，国民党集结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主要目标是攻占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在人数和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

　　毛泽东转战陕北就像当年长征一样，但与长征所不同的是，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选择的战略转移，而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3月19日午后，胡宗南部队进入了延安空城。此时，毛泽东一行已转移至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并在途经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歼灭敌人3000多人，之后又传来了羊马河大捷和蟠龙大捷的喜讯。这几场战斗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摧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消灭西北野战兵团的狂妄计划，稳定了西北战局。

　　8月下旬，沙家店战役打响了。毛泽东对大家说，眼前陕北的处境，就像我们常说的过山峁一样，快爬到山峁峁了，千万不要松劲，要咬紧牙关，一鼓作气爬上去，往后的路就好走了。

　　沙家店战役共击毙和俘虏国民党军6000余人。毛泽东兴奋地说：“沙家店一仗对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意义，陕北战争已经翻过山峁，最困难最吃力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使进攻陕北的国民党军不得不转入了防御。

　　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到1948年6月底，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7万发展到280万，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已从战争开始时的1：3.37，变为1：1.3，并且经过新式整军风运动士气高涨;武器装备也得到极大改善，已经具备了攻坚作战能力。毛泽东由此预言：“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

　　百万大裁军 掀开军队建设的新篇章

　　自1960年代开始，为了应对战争危险，军队员额不断提升。1975年，邓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提出要“消肿”，认为“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

　　在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多次出现精简兵员的行动。然而，19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百万大裁军，却是历史空前的大行动。

　　1984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在酝酿军队进一步精简时，邓小平便提出过全军员额再减少100万的设想。

　　在邓小平看来，国家的安全保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当前，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一切要服从这个大局。他说：“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更新一些装备就容易了。”

　　当时有些领导人担心这样做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对此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4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

　　1985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邓小平指出：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1985年的大裁军举世瞩目，这在我国国防建设进程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全军部队在精简整编中服从大局，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和纪律性。为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出了贡献。

　　结束语

　　92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打响了创建人民军队的第一枪。如今，那永载史册的枪声虽已远去，但这个特殊的日子却成为永恒。

　　回顾我军的光荣历程，犹如一条萦绕于山河间的红飘带，锻造着中囯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坚忍不拔的精神意志，书写着中华民族的不朽传奇，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