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趋势，顺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大势，不断提高党和政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理能力和驾驭能力，科学有效地推进更加均衡、更加充分的、更加和谐的、更加科学的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足以说明收入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说明分配制度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谐进步进程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撑力，需要继续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从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入手，加快推进、不断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巩固、健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收入分配差异仍然悬殊，地区间、城乡间、行业和产业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没有收敛;分配不公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过多的寻租投机性收入分配扭曲收入分配关系，影响社会价值取向;分配秩序仍然比较混乱，漏税、逃税、避税问题依然突出。以收入分配差距为例，200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9%，2012年为0.474，2017年间为0.467，尽管差距有所缩小，但缩幅微乎其微，近两年甚至出现回升。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倾向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学者分析，城镇10%的最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达93.5%，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仅为59.8%。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既是体现我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激发社会生产力与时俱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客观需要;更是落实发展为了人民、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迫切需要。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应该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系统地梳理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领域、收入分配秩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系统思考、设计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经济制度下，如何使一次分配更有利于调动生产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构建形成大面积、大规模培育生产、服务一线科技创新者、高技能劳动者和“工匠”队伍，提供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分配激励机制;有效解决一次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较大幅度提高一线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待遇，引导全社会尊重实体经济劳动、尊重技术创新和爱岗敬业精神;要使一次分配制度更有利于激励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在市场公平竞争条件下，通过强化科技产品与服务管理等各种创新，追求效率和效益最大化。要研究如何进一步规范资本、技术等要素合理合法、有序参与利益分配的体制机制，推动资本及资本、技术和技术市场市场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有效合理合法的资本分配机制，使企业职工将创新和提供优质化的劳动与知识技能贡献与企业发展、资本收益有机融合;将劳动贡献与资本收益分配结合起来，更好地调动起企业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一线生产从业人员创新供给能力，创造新的市场供给产品，提供优质服务，推进高质量发展;要研究如何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政府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宏观机制和精准运作的微观体系，加快加大推进社会公平建设，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必须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提高税务部门税收征管的科学水平和制度执行力。”目前，我国的税收征管体制、机制，远远不能适应“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必须按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及再分配调节机制等部署，加快推进税收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提高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推进社会公平分配的制度执行力和执行制度的科学水平。

　　二

　　“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经过近40年高速增长之后，重新进入常规增长时期;随着较长时期的超常规投资增长和入世后爆发式的出口增长出现趋势性变化，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投资需求减弱与外需下滑，使中国经济回到了以消费增长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最终消费比重曾经有24年占到60%以上，最高的是1983年为66.8%。最终消费的比重从2003年开始下降，2010年降到最低为48.5%，其中居民最终消费比重为35.6%。2011年起，最终消费比重开始缓慢回升，2018年回升到54.3%。但这一比重仍明显偏低，说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短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须更多地依靠最终消费需求为支撑，使消费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当前，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还很多，需要从改革制约消费有效增长、释放消费潜能的体制机制;研究不同收入阶层，不同层次消费需求变动规律，培育消费细分市场;整顿、规范影响消费发展的市场环境，调整消费政策，扩大有效的消费供给，引导消费观念，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等多角度思考、多渠道入手、多举措推进。

　　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付能力不足。在我国的最终消费结构中，居民最终消费的比重一直很低。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比重为49.4%， 2010年降到35.6%，2011年以后开始逐步回升，2018年才回升到39.4%，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相差巨大。相比之下，政府的最终消费支出比重则相对较高，由1988年的12.3%上升到2000年的16.6%，尽管近几年年有所下降，但2018年仍然高达14.9%。政府最终消费比重偏高对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的挤出。因此，要进一步规范政府消费支出范围和政府的消费行为，降低政府最终消费支出比重。要按照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减少政府消费支出，腾出更多的财政资金，“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加快推进养老保险金全国统筹”，“兜住基本生活底线，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深化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增强多层次多样化供给能力。”

　　三

　　制约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实现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挤出。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于房价水平明显偏低。国际上一般认为5倍以上的房价收入比就是极度不可承受的。2018年我国5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却是居民收入的11.4倍。不断上涨的过高房价，致使城镇居民购房支出大幅增加，并拉动购房贷款比重大幅度上升。据统计，在银行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的比重2014年为28.1%，2016年上升到44.8%。另据统计，2017年我国居民购房贷款余额比2004年增长了13.7倍。购房贷款大幅度增加直接导致居民负债杠杆率上升。用居民部门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比较，2017年我国居民负债的杠杆率高达110.9%。如此高昂的购房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必然影响市场的即期消费和预期消费。“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压力不断加重，已经成为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因素”。要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方针，“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同时，“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的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遏制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势头。

　　四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在投资增长不振、进出口增长大幅下滑的情况下，本来需要更稳健的消费增长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消费增长的势头也在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由3月份的8.7%滑落到10月份的7.2%，环比增长率逐月下降。说明居民收入增长受滞，收入增长预期不看好，居民消费支出边际能力下降。继续下去将会拖累明年的经济增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世界经济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外需进一步减弱也将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压力。保持明年经济稳定增长，更应着力于眼光向内，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同时也要积极推进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供给与需求互动，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激发蛰伏的发展潜力。明年的经济工作应该在稳定经济增长中更加重视稳定扩大国内需求，尤其要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整消费政策，稳定市场消费预期、释放潜在的消费潜力;更加突出稳定和扩大就业，实施更加有力的鼓励市场主体更多吸纳劳动就业的政策，扩大市场就业，各级政府要努力创造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岗位;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改善就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保证居民收入稳定增加。要结合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大幅度提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稳定消费市场预期，增强消费市场发展活力，合理引导长期市场消费增长预期，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最终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