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

　　记者在成都城乡社区采访时，真切感受到这种制度化探索带来的变化：居住环境持续优化、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聚焦人民群众身边的社区治理痛点、难点，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成都正走出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之路。

　　党建引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气象

　　青绿色的老式内燃机火车头搭配红砖灰瓦的老式车间，5层楼高的卡通熊猫巨幅画像立于街角，整洁的街道两旁装饰着各类新潮艺术“涂鸦”，不少“网红”小景点引游人驻足拍照。

　　经典和现代艺术掩映交织，时尚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这里便是“重生”后的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槽社区。

　　作为成都“老资格”的万人社区，下涧槽社区以前属于中车成都公司家属区，居民超1.4万人。2015年开始，历史悠久的家属区开始进行企业分离交接工作，人多事杂，社区改造过程异常艰难。

　　“最难就是拆除小区违章建筑。”二仙桥街道党工委书记邹涛说，要劝导居民拆除违建，还要防止违建现象死灰复燃，难上加难。

　　“推动化解社区治理难题，一定要发挥党在基层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要带头示范。”邹涛说，社区建立了区域化党建机制，成立党建联盟，发动社区两委所有党员，一家一户登门做工作，并开拓思路，在社区选了一栋楼搞试点，展示改造效果。

　　尽管年事已高，在此生活了50多年的老党员姜长盛仍坚持到各家做工作，“有一家住户，第一次上门就把我轰了出来，我又去了3次，他们最终理解了环境的重要性”。

　　临近社区改造尾声，一位年近八旬的下涧槽社区老住户写下一篇感想，引发大家共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区疏于管理，私搭乱建未受约束，楼群周边孵化了若干棚户，公共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使人有种无形的压迫感。微信群里经常转发‘留住老成都的记忆’，总是配我们下涧槽的照片，可见下涧槽是被遗忘在上个世纪的古董。”

　　如今再到下涧槽社区，看到的是整洁干净的院落、布局合理的停车位、精致文艺的公共设施，“空中蛛网”消失无踪，小区还配备了“刷脸”安检设施。

　　成都于2017年9月在全国率先成立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简称社治委)，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社治委主任，统筹推进社区治理创新。

　　2018年6月，成都市出台文件明确提出，要构建“街道、社区、小区”三级党组织架构，形成“小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机构”三方联动的治理和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已有4328个小区建立了党组织，近8万名在职党员在小区亮身份、许承诺。

　　成都市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李军介绍，“成都探索”促进了小区各类组织的规范运行，逐步走向有序治理状态：推动业委会单独组建党组织;订立邻里公约，党员业主带头示范，号召小区居民参与小区建设。

　　青白江区瀚城国际小区成功治理了停车乱象、金牛区新桥社区逐步优化了人居环境……记者发现，成都社区治理的每个角落，都不乏党员的身影。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汤继强认为，破解基层治理“条块分割、力量分散”难题，成都走出了一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化解了许多难题。成都探索做强街道、做优社区、做实小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让四中全会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要求实实在在落地。

　　与时俱进——坚持体制、机制持续创新

　　近年来，成都的城市形态、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化。目前，成都市共辖4351个城乡社区，实际管理人口达2120万，共有近2万个小区，“万人小区”超过200个。

　　地处成都城北的物流大通道，新都区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小区是当地大型“万人小区”之一，总人口超过1.2万，近90%的居民是外来经营和务工人员。大丰街道党工委书记许玉川说，小区一度有“三差”：治安状况差、秩序管理差、环境卫生差。

　　“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已不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特征和实践需要，‘九龙治水’的体制弊端和条块分割的管理惯性影响了城市治理的整体效能。”成都市委社治委社区治理处处长高伟说。

　　记者从成都市委改革办了解到，成都率先成立了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清晰界定了社治委与组织、政法、民政等部门的责任划分，明确由社治委牵头制定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长期目标和阶段性任务、制定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政策体系、推进多元治理体系建设等10项职责。

　　“市委社治委的建立，解决了‘一个部门抓不了、多个部门抓不好’的社区治理难题。”高伟说，市委社治委整合了与社区治理相关的40多个部门，统筹规划各类治理事项和资金，大大提升了整体工作效率和治理能力。

　　通过“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红湖公园城小区逐步由乱到治。记者近期来到这里发现，清澈的河水在小区内蜿蜒穿过，小区工作站服务人员忙碌不停，老人孩子在院坝里悠闲地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宋贵伦认为，现阶段，我国大城市普遍存在“大城市病”，主要涵盖人口、交通、污染等问题。想解决，简单靠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是很难根治的，必须从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创新入手来统筹解决。

　　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风和日丽，碧空如洗。几百杆五颜六色的大旗，整齐地环绕在下涧槽社区的灯光球场。院坝舞台上，“韵美”老年舞团正在排练扇子舞。

　　“我们队平均年龄62岁，这300多杆旗帜，代表了300多支社区民间舞团。”70岁的陈华筠告诉记者，她创立舞团已有20年，以前只能在“坝子”里练舞，风吹雨打，条件艰苦。近几年，多个社区争相为舞团提供免费优质室内外场地，这让“嬢嬢们”乐开了花。

　　去年，在二仙桥街道，供社区居民免费使用的崭新文化活动中心正式启动。

　　记者走进这里，就听到音乐教室里传出悦耳的舞曲声，一楼的几家舞蹈服装定制店里，汉服、现代舞、民族舞服装应有尽有。二楼则是乐器培训教室、剪纸艺术教室和残疾人活动室。

　　要说中心大楼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里活动的居民们脸上开心的笑容。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能仅仅靠政府，也应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到共建共治共享中来。”邹涛说。

　　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以前是钢材物流集散地，居住环境复杂。近几年，街道、社区携手企业联手打造优质环境——成都当代影像馆和摄影主题公园拔地而起。如今的新桥社区已成为闻名遐迩的网红“打卡”点，摄影爱好者和游客闻讯而来，居民自豪感爆棚。

　　成都市还在社区减负工作上下足了功夫：制定社区减负若干措施，推动社区证明事项从313项缩减到15项;设立社区专项资金，每年平均为每个城乡社区匹配35万元保障资金……

　　“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明确要求。

　　听取民意的线上政务效率也在提升。2018年10月，“天府市民云”平台正式上线，集成57个部门189项服务，开通社区频道1000余个，截至目前注册用户已达343万，累计为市民服务9000万次。

　　整合基层社会治理力量，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手段和载体，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一直是成都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成都市委政法委政策研究处副处长杨金忠介绍，2017年起，成都在全国启动网格服务整合，将全市统一划分为15329个网格，确定专职网格员13445人，履行发现问题、采集信息、劝调纠纷、宣传发动等职责，提高了网格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今年以来，网格员发现、报告、办理治安类事件1.4万余件，消防、交通、食品安全类事件104.8万余件，切实解决了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

　　第三方社会问卷调研结果显示，目前95.8%的受访成都市民认可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建设，96.6%的市民认为社区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在现有探索基础上，成都将按照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完善改革举措，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确保城市有变化、市民有实惠、社会有认同。”成都市委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史湘洲、高亢、叶含勇、董小红、李倩薇、赵家淞、崔宇、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