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的教育怎么样呢?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教育事业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所作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人才培养方面，教育仍是制约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短板”之一。

　　谈到教育培养人才之短，人们常常会想到或提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不是我们的老师不努力，也不是学生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不够。从小学到大学，中国老师在教书育人方面投入的时间之长、精力之多，工作之辛苦，国人有目共睹。很多教育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学生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之强，举世公认。

　　但这个问题之所以凸显，还是在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有待改进。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莱文认为，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是培养有行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我国教育的现实情况是，基础知识教育扎实，创新思维培养不足。

　　那么，如何着眼于培养杰出人才或创新型人才，深化我国的教育改革?现阶段需要抓住两个基础环节：一是招生培养;二是课程考试。

　　关于招生培养。坊间一直盛传的一个故事是，当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数学成绩很差却被校长“破格”录取。据《一代才子钱钟书》一书作者、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汤晏考证(《清华从未“破格”录取钱钟书》)，当年钱钟书数学成绩确实不好，但当时清华的录取规则是“国、英、算”三门主课有一门在85分以上一定录取。钱钟书符合这个录取标准，属于按规则正常录取。另一个例子是比钱钟书低一级的季羡林，1930年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入学考试数学分数也很低，按当时规则也被正常录取了。

　　借古鉴今，按现在的招生规定，这两位后来成为大师的学子是不可能被大学录取的，更进不了清华大学。为了能把一些偏科但在某个方面有天赋或有“异能”的学生招进学校，培养特殊人才，深化招生制度改革，完善录取规则势在必行。在招生录取时，不单纯以分数高低论英雄，在坚持公平原则、以成绩为录取主要依据的同时，应考虑非智力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包括：是否认真、诚实、努力;是否有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公共意识;自我评价是否客观;是谦和还是傲慢自负;是否真正参加社会实践等。

　　关于学生培养，要突破单一模式，不拘一格、教而有类。这个“类”，是指对不同兴趣、不同天赋的学生因材施教，使更多具有发散性思维的人才脱颖而出。韩国的做法是，专设科学英才高中，专门培养在理工科方面有天赋的学生。该做法值得借鉴。

　　关于课程考试。考试一直是人才培养的“指挥棒”。实践证明，泛化的标准化考试很难培养出具有“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的杰出人才。标准化考试训练的是学生的“背功”、记忆力，很难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通过考试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就显得愈来愈重要。只有通过考试制度改革，把学校教育引导到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上，解放学生的想象力，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质疑能力，创新型人才辈出才有希望。

　　考试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是减少标准化答案考题的比重，逐步增加开放性答案考题的比重。开放性答案考题，属于非标准化答案题目，具有综合性、多向性等特点，学生在解题过程中具有较大的主动性，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求新求异的意识。

　　考试制度改革，还应依循通过考试成绩引导学生创新的思路，适当增加教师“打分”的“裁量权”。钱学森当年读中学时，数学老师非常重视通过考分鼓励学生求新。他的做法是，出5道题，学生都做对了，如果解题方法平淡，只给80分;如果只答对4道题，但解题方法新颖，就给100分，还另外有奖励。久而久之，学生的创新意识就培养起来了。可见，课程考试改革，确有一个应该“考什么”和“怎么考”的问题。在坚持公平原则的前提下，加快推进考试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另外，培养具有科学精神的创新型人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家庭教育。以色列的经验表明，允许孩子“胡思乱想”，鼓励孩子追问或质疑的家庭教育，是培养学生探索未知、独立思考能力的沃土。

　　资料显示，在所有诺贝尔奖中，获奖人数最多、占比最高的是犹太人，他们的成功，固然在于鼓励创新的学校教育，更在于从幼儿开始的鼓励追问和质疑的家庭教育。犹太人家长常常问孩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学校有没有提出老师回答不了的问题?而中国家长经常问孩子的问题则多是在学校有没有听老师话，有没有违反纪律，考了多少分?这说明，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需要家庭教育的配合，需要“从娃娃抓起”，从改变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抓起。所以，除了改革学校招生培养和课程考试制度外，还应该从家庭教育入手，突出培养孩子敢于和善于质疑的意识和习惯。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