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是宋初文化与政治诉求的产物
《新唐书》既是宋人文采展示之所，也是寄予他们理想之地。宋代是文采泱泱、文星璀璨的时代。他们虽然没有唐人的恢宏，但并不缺乏唐人慷慨激昂、歌以咏志、乐以抒怀的雅量。并且，宋人还心师造化自出机杼，得其精华而又开出新境，由诗而词。其盛时，帝王贵胄凡夫俗子无不尚吟诵。这直接影响到他们修史。《新唐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
宋人并非只满足于拥有文采，他们也志存高远。当初，宋仁宗甚为惋惜气象弘大享国长久的唐，其后所接之世竟然是衰世五代，而为之修史的后晋正是这衰世中的一员。因为，在宋仁宗看来，衰世“气力卑弱，言浅意陋”，本是不足以担当起修唐史重任的，也就自然做不到很好地表彰明君贤臣的隽功伟烈，揭露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的奸恶阴谋，以感召身心，动人耳目;而“垂劝戒，示久远”之旨显然也是薄弱的。当然，对于既定的过往，虽然宋仁宗贵为九五之尊，但也丝毫撼动不了一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引导确立自己朝代对过往的认知，以一统本朝思想。而为完成这项工作，他也需要契机。
庆历四年(1044年)，贾昌朝适时地重修唐史的进言，使契机成熟。宋仁宗遂于当年下诏开馆重修唐史。此后，几经馆事更迭，以十七年功夫，于嘉佑五年(1060年)，完成全书，最后由曾公亮进呈。因刘昫主持所修唐史在前，所以宋仁宗下旨所修之书命名为《新唐书》，而刘昫主持所修者因之由《唐书》改称《旧唐书》。《新唐书》问世后，《旧唐书》受冷落以致湮没无闻，到明嘉靖年间才重新刊行为世人所知。
至于《新唐书》，曾公亮在进表中极力褒赞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纤悉纲条，具载别录”。曾公亮所言不假，但究其言之实，却可圈可点。
《新唐书》是宋人以文入史的典范。有“红杏尚书”宋祁、“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主持编修，《新唐书》自是史不离文。正是以文入史，《新唐书》文约而有致，且颇见议论。加之宋祁、欧阳修诸人都具上乘文才，所以议论喷涌而出，浩汤恣肆，文气充沛。充沛的文气与约而有致的语言结合，读之，宛如宋人之词，文尽而意犹在。
新旧《唐书》各有千秋
正因为宋祁、欧阳修等卓荦之士主笔，所以《新唐书》在取材上并无多大束缚。他们大量采小说、笔记、碑传、野史、家谱入史，既使史书读来更富情趣，也弥补了传统史料的一些缺憾。当然，这也与他们认识到小说、笔记的史料价值不无关系。与专门史家相比，他们丝毫不乏史识。然而，这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以小说、笔记为史料不能完全保证真实。故而，在因小说、笔记入史使《新唐书》可观之外，也带来某些不实，为《新唐书》留下了败笔。至于文约，则妨碍了事丰。如《虞世南传》，新旧《唐书》在文字功夫上不相上下。但文约的《新唐书》，删掉了虞世南劝谏太宗畋猎之疏、其去世后数岁，唐太宗梦其进言之情状，以及为此所下之制，反不如《旧唐书》生动详尽。在《旧唐书》中有声有色，如尽显悲壮的《封常清传》《高仙芝传》，《新唐书》为了精炼而删削，反使二传色味全失。这等现象，在《新唐书》本纪、列传中还不少。
当然，相较于《旧唐书》而言，《新唐书》所有的删削，并不仅仅是为了文约有致。与《旧唐书》成于乱世不同，国家稳定后的宋人，以道统正统为修史重要标准，而最后总《新唐书》之成的欧阳修，毕生追求文以载道。对于文章，欧阳修更看重的是它可以经国，足以教化天下，能为自己朝代千秋给予养分的功效。缘于此故，欧阳修的修史热情非同寻常。修史，在中国古代，是与国政国策国运联系在一起的。史不可轻修，加以精力等因素，一生能参与一部史书修撰已是不得了的大事与荣耀，足慰平生了。但欧阳修不但奉旨与人合撰了一部史书，还亲自出马以个人之力撰写一部史书。
对修史充满热爱与寄予的欧阳修，为了道统正统，为武则天写本纪，是出于向天下宣扬武则天之恶的目的;对农民起义则大加挞伐。而他主持编修的《兵志》也只及其表，不重其实。在兵祸不远，视兵为凶器而尚文的宋代，欧阳修与时代完全一致。任过枢密副使的他，极力赞成以文官统兵，以防武将骄奢兵变，引发国难。有宋一朝兵弱，欧阳修是应负责任的。为了文以传道，《新唐书》还多有避讳。所以《新唐书》，必然会去除史料中的谶纬怪诞，以及不利于道统正统之处。据王鸣盛统计《旧唐书》本纪因之被裁减十分之七，列传也被删削不少。这一删削，虽然更雅驯，但有违实录原则与公正。加以《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契丹大举进攻后晋，累及开封及河南州县几百里内，生民无遗一，文献自然也难逃劫数。因此，在保存原始史料方面，《新唐书》实逊色于《旧唐书》，道学气也超越之。当然，道学之气，历代史书都有之，不可苛责。
不过，唐穆宗以后无官修实录，后出的《新唐书》，也增加了不少《旧唐书》未见史料。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些新增的史料，体现了《新唐书》相较于《旧唐书》之新。因此，在史料价值方面，《新唐书》也是有胜出《旧唐书》之处的。
关于《新唐书》的新，概而可为：后出史料之新，或补而新。如补充了李白柳宗元等《旧唐书·经籍志》不载的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列传，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然废传六十一，但增传三百三十一。《食货志》增加为5卷，《地理志》也补充了不少《旧唐书》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则超过《旧唐书》篇幅3倍以上;补《旧唐书》无表之憾;志增《兵志》《选举志》《仪卫志》，这三志为《新唐书》首创。此外，改《旧唐书·经籍志》名《艺文志》以尊古溯本;对列传作了一些调整。如《旧唐书》附《虞世南李百药传》的李百药儿子李安期、刘孝孙、李玄道、李守素，《新唐书》都单独列传;把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将领与藩镇合在一起命名为“诸夷蕃将传”;修正《旧唐书》。如修正《旧唐书》中的“大唐”“本朝”“今上”等转抄之迹。以上诸新，使《新唐书》在体例、笔法、风格上胜出《旧唐书》，颇具匠心。不过，基于尊重前辈宋祁，欧阳修未对宋祁所作加以修整，导致在风格体例上有所歧出，在记事上也出现了矛盾之处。
《新唐书》撰修成功的原因
这一切，须归因于《新唐书》强大的编撰阵容。宋仁宗嘉佑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参编者都是当时一等才俊，如范镇为文清丽简远、王畴文辞严丽、吕夏卿被欧阳修赞为麒麟、宋敏求富于藏书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他们主笔《新唐书》，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参编者们，都执着认真。如欧阳修虽然在《新唐书》开馆修书十年之际才入馆，但他坚持撰稿约六七年。宋祁用十余年时间撰写《列传》。在亳州太守任上，“出入内外”随身都携带书稿。成都知府任上，常写至深夜。这一切，还必须得感谢国泰民安，正是国泰民安造就了他们，给予了他们安心著述的环境。这也的确是成于衰世的《旧唐书》所不具备，无法匹敌的。
总之，《旧唐书》颇有长短，《新唐书》也并非天衣无缝，不然二书不会都得以流传于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