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历来既是重大理论论断，也是重大政治论断。从政治高度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作出判断，对于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各项工作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展现出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
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中含有主要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思想，但他们并没有使用过主要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的概念。提出主要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概念并将其作为重要哲学概念来阐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新。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既然抓主要矛盾对于问题之解决如此重要，那么怎么找出一个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像社会这样极其复杂事物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为我们演示了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来找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明确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作是一般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毛泽东同志也谈到这个一般社会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表现：“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阶级关系上的具体表现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同志则明确地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他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后来许多理论家把社会主要矛盾看作社会基本矛盾在某个阶段的“集中表现”或“突出表现”这一观点的源头。
这个“集中表现”观点的基本思路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中，有时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突出，有时是生产力方面的问题突出;有的阶段人们需要重点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有的阶段人们需要重点解决生产力方面的问题。正是依据这个“集中表现”观点，中国共产党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定位在生产关系方面，指出其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并且这个主要矛盾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解放战争期间，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解决，我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渡时期，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还集中在生产关系方面，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1952年6月在一份批示中所指出的，“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从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那么，前面所述的毛泽东同志用于认识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是否适用于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首次论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其中指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是怎么得来的?其实，党的八大决议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上述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就是承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背后更深层次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生产关系方面，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基本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不大，问题主要在生产力方面，即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也不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故而生产力方面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是党的八大决议所作的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基本分析思路，这个思路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所论述的从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来寻找并确定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思路的继续和发展。
尽管党的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文字表述上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其基本精神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然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党的八大决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导致之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偏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回正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出这个论断的基本分析思路是：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中，尽管生产关系方面的体制机制存在封闭和僵化的问题，需要大力改革，但生产关系方面的根本制度或基本制度具有优越性，基本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仍然需要坚持，矛盾的主要方面还是在生产力方面，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相适应。为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此后，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原则上都坚持这个认识，直到党的十九大才作出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论断。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断的现实逻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转化”前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来看，这个“转化”并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质的改变，也不意味着我们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的改变，社会主要矛盾双方实质上都是“人民需求”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仍然遵循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来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思路，仍然把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定位在生产力方面。因此，全面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既要认识到“需要”与“供给”双方内涵的重大变化，也要强调社会主要矛盾本质属性的“不变”。
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主要基于现实逻辑的改变，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实际状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需求方”已经从原先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伴随着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日益壮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越来越从数量满足型转向追求质量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多元，不仅在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要求更高，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明显提高，经济总量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第二，制造业总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这些情况表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社会生产从总体上看已经不落后。如果还用“落后的社会生产”来概括，就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
虽然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我国发展还是存在着较为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主要制约因素。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其他方面发展不平衡等。特别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我国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相对不足。发展不充分表现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发展都存在不充分问题。例如，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还不够强，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等基本民生安全方面还存在不少有待提升之处。正是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所以党中央判断，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方面，因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抑制人民群众的合理愿望，而是要重点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即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完善，大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论断，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逻辑的坚持和发展，是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方法的又一次生动展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运用于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它必将对解决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