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选好配强农村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力有效监督。”

　　新华社记者近日在浙江、江苏、河南、河北等地采访时发现，不少地方在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主动探索、妙招频出，走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增强了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拉家常办大事 “小板凳”上聚民智

　　浙江省余姚市谢家路村村民王木根没有想到，在自家小板凳上向村委会主任奕建萍随口说出的困惑，竟真的改变了村里的决策。

　　今年2月以来，谢家路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搞得如火如荼。村里的垃圾总量减了下去，村民们的分类热情一天天高涨起来。“大家会不会还有什么建议和问题呢?”为了听听村民们更多心里话，奕建萍决定去几户农家走一趟。

　　一杯热茶，几句寒暄，奕建萍在王木根家与他同坐一条板凳，你一言我一语从家长里短聊到村事村务。“奕主任，现在搞垃圾分类一般五六户人家共用一组垃圾桶，平常用没问题。但村民家里有事可能会办酒席，到时厨余垃圾桶会不会满足不了需求?”王木根说。

　　“酒席不是每天都办，专门再增设一批垃圾桶，会不会有些浪费?”奕建萍和村委班子商量后告诉村民，村里将设一个专用电话，如果谁家有酒席要办，在拨通这个电话后的2小时内，村环卫工将调配一个机动垃圾桶送上门，并在一天内运到指定地方进行回收处理。

　　“村干部与村民一起围坐在小板凳上聊天，亲如一家。” 奕建萍说，通过“板凳家访”“板凳决策”倾听民声、汇聚民智，“小板凳”在架起干群连心桥过程中发挥“大功用”。

　　在距离余姚100多公里外的浙江省象山县，坚持十年的“村民说事”制度中也透着乡村治理新气象。2019年中秋之夜，象山泗洲头镇墩岙村村委会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村支书鲍英钱和20多位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讨论着最近茶余饭后不时被大家伙儿念叨的“热门话题”——建设村文旅活动中心。

　　“搞文旅中心是好事情，但咱们的账本究竟能不能算清楚?”“是不是可以用四合院的形式突出文旅特色，明确功能分区?”没有“一言堂”，没有蛮横打断，没有违心附和，村民们心情愉悦、言无不尽，主持会议的鲍英钱则边听边记，回应疑问。

　　“村民说事”制度构建了“说议办评”相结合的说事体系。山林开发的方案议好了，村干部马上对接修路招商;整村拆迁安置的工作刚做完，满意度测评的问卷就已发到了村民手中。“‘村民说事’构筑了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环运行机制，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象山县委书记叶剑鸣说。

　　一声老腔韵味浓 一世乡情喜乐融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1986年孟庆喜履新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党委书记时的庄严承诺。30多年过去了，马庄村民乐团的发展壮大，见证了村民物质“面子”与精神“里子”双成长的进步历史。

　　上世纪80年代，马庄经济总量在全乡18个村中排名第13位。村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文化活动，村民们一闲下来就打牌赌博。孟庆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怎么办?思来想去，反复权衡，孟庆喜想到了搞乐团。

　　“乐团让村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自我教育’，对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提升整体素质、净化村庄风气都有帮助。”孟庆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马庄风气得到明显改观。

　　新世纪初，乐团加快了迈向市场、走出国门的步伐。2002年起，乐团每年都要接100多场商业演出，还分别在意大利和日本获得国际大奖。如今，乐团每年盈利都在30万元左右。

　　对乐团的坚守，透出马庄人一股不服输的精神。如今的马庄，新年有春晚，元宵有灯会，三月初八有庙会，夏季有纳凉晚会……“村民乐团是我们的骄傲。”孟庆喜说。

　　在河南省新郑市梨河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不少戏曲票友每天下午都会来此听戏唱戏、互相切磋。《小二黑结婚》《朝阳沟》《打金枝》《穆桂英挂帅》《花木兰》……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唱段，让55岁的赵根花刚带完小孙子就往文化站里跑。“只要一听见弦子响，我就过来了。出去唱唱戏，比在家说闲话更有意思。”

　　梨河镇副镇长高毅翠说，目前全镇共有文艺队伍32支，培训文艺骨干500余名，相继举办了七届广场舞大赛、戏迷擂台赛。“‘一声老腔’让那些无所事事、沉迷于牌桌的人走了出来，让留守儿童、空巢老人暖了起来，让邻里之间、家庭内部和睦了起来。”

　　“乡村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要引导文化工作者、科普工作者、退休人员、企业家、文化志愿者投身乡村的文化建设，形成农村文化建设新力量。

　　“思想医生”解千忧 “权力清单”定是非

　　在河北省任县郭村的“张庆兰和合说事工作室”，调解员张庆兰拿着一沓“地亩明白凭证表”长吁一口气，困扰12户村民长达8年的土地纠纷，终于圆满画上句号。

　　由于历史因素，分在这12户村民名下的田块边界一直不清楚，一笔田块“糊涂账”让12户村民没少闹矛盾，其中有两户还因此“大打出手”。最终，他们找到了村里两位公认的“思想医生”：张庆兰和赵喜申。

　　张庆兰和赵喜申决定采用“抽丝剥茧”的方法，在调解过程中既分析利害，又以情服人，并亲自为他们量地定边。为防止矛盾复燃，张庆兰还为他们制定《团结文明公约》。最终，12户村民的地界问题成功得到解决。

　　在任县，像张庆兰这样被称为“思想医生”的调解员经常活跃在邻里乡间，他们依据法律法规、乡规民约、道德规范，调处农村邻里矛盾、债权关系、土地纠纷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在各村形成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邻里更和谐”的局面。

　　在浙江省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将涉及集体管理事务的19个事项和17项便民服务举措做出明文界定，让村集体晒出“家底”、明确权责，教干部清白、给百姓明白。与此同时，当地运用大数据智慧运行系统，为小微权力监督插上了“云翅膀”。

　　“你们村的食堂承包合同即将于下月底到期，请及时按规范程序进行公开交易。”最近，宁海胡陈乡西翁村收到了由乡纪委发出的交易告知书。

　　“这条信息是我们的小微权力清单智慧监管系统自动监测到的。我们马上告知了村里。”胡陈乡纪委书记陈健介绍，今年以来，依靠该系统已对3个项目进行预警，挽回集体经济损失2万余元。

　　“新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实际上也是县乡农村工作体制的重构。”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表示，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既要实现资源下沉，又要善于让各种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执笔记者：何玲玲、顾小立，参与采写：于文静、巩志宏、郑生竹、张浩然、王君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