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迄今已经有140多年历史，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的是“Pay as you go”体系，在中国被译成现收现付制，即一个国家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收入，来自全体就业人口以其工资水平为基础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缴纳，缴纳系数为工资的一定比例。如我国当前为28%，这些收入被用来支付这个体系所承担的所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退休金为老人们过去工资的一定比例，此为替代率，如70%、80%等。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账户难以平衡的问题。
如果我们用Nt表示当前的就业人口，Nt-1表示退休人口，Wt表示就业人口的平均工资，Wt-1表示退休人口过去的平均工资，St表示养老金的缴纳比例，Rt表示退休人口退休金与其过去工资的比例，即替代率，那么养老保险账户的平衡问题就可以用下列公式简单表达：St*Wt*Nt=Rt*Wt-1*Nt-1。在这个公式中，退休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重Nt-1/Nt最为关键。
当一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比较年轻时，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较低，假定6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每人缴纳工资的15%，在现收现付制下，退休老人就可以领到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90%的养老金。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很多国家出现了4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甚至3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将来还可能面临2个就业人口养一个老人。全球养老保险账户将越来越难以平衡。
当然，我们可以改变养老保险账户中的很多参数，以获得账户的平衡。比如推迟退休年龄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它既能够增加就业人口Nt，同时能够减少退休人口Nt-1(但会导致年轻人就业的困难)。又如提高就业人口的养老金缴纳比例St，但会大幅提高劳动成本，降低该国国际竞争力。再如降低退休人口养老金的替代率Rt，将现收现付制下的基本养老金逐步演变为只保障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但是，这样的养老金改革在政治上会有很大的阻力。
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从经济学界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专家，纷纷提出多支柱养老(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个人储蓄、企业年金等)的方案，以及将现收现付制转轨到个人积累和基金制的方案，以避免养老保险体系的崩毁。其实，即便我们能够做到将养老保险体系从目前大多数国家施行的现收现付制转变到个人基金制，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能否带来收益的关键，还在于人口结构问题。
以这几年讨论较多的住房养老的问题为例。如果我们将个人储蓄用于购买第二套住房，把将来出租获得的租金作为养老金是否可行呢?其关键在于将来是否有年轻人口需要这套住房。在未来人口流入的地区，住房是一个很好的资产，但是在人口流出的地区，住房就变成“死”资产，并不能用来养老。同样，一个国家的个人积累的养老基金能否成功保值升值，既取决于资产投资是否成功，也取决于是否有年轻人口使用这个资产获得更高的产出。当然，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我们十分需要一个运行有效的金融体系，将老年人口的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或与高科技产业如人工智能相联系，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高额回报;或走向全球资产配置，与世界上年轻人口相结合，带来高投资回报。
总之，老年人口的退休收入，不管是采用现收现付制下的社会养老安排，还是提高市场化的个人基金制的投资运作，其基本前提依然是年轻人口的增长和年轻人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毫无疑问，人口问题是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问题。
时间银行的核心：对接“青老”与“老老”
随着我国人口不断老龄化，以及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我们不能再笼统地将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人简单定义为老龄人口，而必须将老龄人口加以细分，重新定义为不同的阶段，因为不同的老龄阶段对应于不同的生活内容和需要照料的服务。
进入老年后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为“青老年”，大概在60岁到70岁之间，也可以按照国外的退休年龄划分在65岁到75岁之间。进入老年后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中老年”，大概在70岁到80岁，也可以是75岁到85岁。进入老年后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老老年”，80岁到90岁，也可以是85岁到95岁。区分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老年的第一阶段“青老年”是什么现象?他们是我国非常活跃的消费群体，而且是当前旅游的主力军，青老年个个都是“徐霞客”。青老年有时间、有精力，而且有点金钱的积累。这也从某个方面说明这批人退休实在有点早，特别是工人编制的女工在我国50岁就退休了。她们实际上是闲置的劳动力，也许因为白天精力富余，晚上她们大都在广场上跳舞，目的就是保持身体健康。长寿当然是人类美好的愿景，但对于养老体系的维持，我们一定要找到养老保险账户平衡的办法。一个人的工作年限不过是30年，如果50岁退休，则需要养老40年乃至50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养老保险账户能够维持这样的养老体系。
老年的第二阶段为“中老年”，根据大数据我们可以获知，在此阶段中老年大规模出去旅游是很困难了，真正进入老年生活状态，但是他们大多数可以居家养老，最大的特征是生活能够自理。
老年的第三阶段为“老老年”。老老年一般是人类生命的最后十余年。这一阶段的老年人口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包袱”，大多数需要有人照料，西方称为“Long-Term Care”。谁来照料这些老老年人口，谁来支付“Long-Term Care”?随着年轻人口的下降，劳动力价格将不断上升，伴之老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将青老年、中老年与老老年结合起来考虑，能获得怎样的启示呢?
第一，随着健康状况的改善，青老年其实应该继续工作，以减轻养老保险账户的压力。
第二，青老年或者可以在家庭内部照料更老的父母(老老年)，或者可以通过社区的“时间银行”，照料同一社区中的老老年，社区将青老年的照料工作记录下来，存在社区“时间银行”，日后当这些青老年成为老老年时，再从社区“时间银行”中提取他们需要的照料。据上海民政局的介绍，上海目前有20万青老年的志愿者与5万失能老人对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三，在家庭内部养育第三代，解放第二代子女的育儿负担，提高第二代的劳动生产率。
因此，所谓的时间银行，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把青老年的活动和老老年照料结合起来，既带有志愿的行为，又带有将来获取一定回报的考虑。
中国曾经的传统：子女是最好的“金融产品”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家庭养老的时间最长。养老一旦采取家庭养老的制度安排，那么子女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一种“金融资产”。
在以自给自足家庭小生产为主的社会里，我们假定每个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青壮年时生产能力较大，其生产的产品个人消费不了;同时假定这些产品无法储存，当人们进入老年时，他们的生产能力逐渐丧失，没有产品可供他们消费。这个时候，如果每个家庭养育一些孩子，将那些青壮年时消费不了的产品“投资”在孩子身上，当他们的孩子成为青壮年时，他们的养老就由他们的孩子来承担。每一代人都是根据这样的安排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家庭养老就逐渐成为一种体系。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所谓的“多子多福”，事实上就是家庭尽可能多地将未消费的产品储蓄起来，投资在孩子这一特殊“金融产品”上，老年时获得生活所必需的回报。孩子多，将来回报也多，这实际上是一种金融制度。
中国古代所提倡的“孝”，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保证这样一种金融系统不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家庭养老既是一种金融制度，也是一种养老的安排。当然，家庭养老由于每个家庭子女的多寡、能力的大小、身体的健康与否等都是难以控制的，因此具有一定的风险。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子女养老就是最好的，四世同堂的理念非常流行。在四世同堂的家庭里，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各尽其能，各司其职，中青年养育孩子，青老年照顾老老年，老龄化的问题就在家庭内部解决了。
而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依靠子女养老的模式就难以实行了。也因此，政府如何维持好现收现付的社会基本养老体系就变得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家庭如何把自己的财富管理好，以备养老之用，也非常重要。
养老有多方面的问题，从日本的情况来看，财富管理做得就比较好。我们过去居民的储蓄，基本上都贡献给了国家建设。尤其是我们的父辈(80—90岁的老人)，无论是股市也好、低利率的储蓄也好，基本上都贡献给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以很低的金融成本促成了我们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样的金融模式就是建设发展型金融模式，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广大储蓄者的利益为特征的。而我们的父辈因为有多子女(50后与60后)的存在，即便财富管理不善，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金融产品：子女。
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少子化现象成为主流，我们这一代(50后与60后)将来步入老老年，我们口袋里面的钱怎样理财，才能保证我们的养老和照料，就是很大的问题。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与养老保险体系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对养老保险问题的回答具有不同的意义，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西方文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就是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选择为准则，个人享乐主义至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的，市场经济就是以平等的交易活动为基础的。从交易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所谓时间银行，其实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还是货币：青老年为老老年服务，换取货币，只要货币币值稳定，将来青老年变成老老年时，用货币再支付养老服务。弄来弄去还是货币最好。但是货币，大家都知道，如果整个社会的年轻人口在萎缩，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的问题，即将来他们的货币买不到他们想要的劳动。
时间银行将来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具体来说，现在的50后60后，正好是我们国家人口出生多的两代人，现在他们在50岁和60岁的时候退休了，在社区里完全能够提供劳动来照顾现在更年老的人。但当50后60后变成80、90岁的时候，现在储备的时间，想等量换到将来的时间，肯定很难实现，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口了。那样就会出现打折现象，也就是说，时间银行也会发生“通货膨胀”的问题。这里再一次说明，养老的问题核心是人口结构。时间银行也好，货币银行也罢，同样的道理在于，核心问题还是劳动力减少了，人口减少了。
这里我就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全人类的命题，也就是说，人类的少子化倾向如何改变?少子化的根源是否跟西方文明有关?是否跟个人主义有关?是否跟过度的市场交易有关?是否跟19世纪以来越来越完备的养老保险体系有关?
我们回顾现在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迄今已经有140年左右的历史了，在德国是俾斯麦首相实施的，在英国是贝佛里奇提出来的，而在美国养老保险大规模展开实际就是罗斯福总统推动的。罗斯福推行了四大社会福利，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失业保险，一个是最低工资法案，最后一个就是公共工程雇佣失业工人。
如果社会文明的基础是自由主义或者个人主义，一切活动都建立在市场交易基础上，整个社会又承担了养老保险的义务，其结果会怎样呢?理性的经济行为人自然会问一个问题：家庭养育多个孩子干什么?在社会保障很健全的体制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谁会养育很多小孩呢?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一方面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孩子的人力资本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个人休闲和旅游成为幸福生活的追求。如果孩子不是作为效用进入人们优化选择的目标函数，单纯作为“金融产品”的意义就不大了。少生育便是人们的自然选择，少子化便是西方社会的自然结果。
而与西方文明不同，东方文明讲究集体主义，责任优先。四世同堂在现代人看起来，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四代人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每个人都要有严格的行为定义，严格的责任意识，优先考虑为其他人服务，其他人才可能为我服务。在四世同堂的传统下，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整个社会的人口增长就可以得到保证。中国家庭内部的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是普遍存在的，父辈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他的一面，他们将子辈的幸福视作自己的幸福。与此同时，他们也有利己的考虑，即将子女视作“金融产品”，相信子女成才后，自己一定会有回报。
而在独生子女政策之下，养儿防老难以实现了，但人们依然望子成龙。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养老保险和财富管理等现代社会与经济体系里，中国传统文化正在退化，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时尚，即便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率的下降也可能是大势所趋。从整个人类的未来着想，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账户必将难以平衡，将来一定会演变成只能保证老龄人口最基本的生活支出，很多人必须拼命储蓄，有效投资，但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财富管理和资产投资，在人口萎缩的情况下，也难以保证养老收入的稳定。这时，子女作为最可靠的“金融产品”的时代又可能到来。
结合东方文明，在集体主义之下，重建责任优先理念，多子才能真正多福。家庭内部总有多个相对年轻的子女(青老年)服务老老年，在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情况下平稳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或许是人类未来可期待的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