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和绩效考核不适应。目前农业绿色发展总体还处于新旧体制和发展模式转换的起步阶段。在制度建设层面，已有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价值导向还没有完全内生为管理部门、经营主体的自觉行动，反映在绿色资源和产品稀缺程度的市场定价机制和税收体系还没有形成，现有支持政策、银行贷款、产品定价、经济效益还不足以调动一些主产地区和生产主体绿色发展的积极性。在指挥棒层面，唯GDP、唯产值导向还有不小市场，导向明确、激励有效、约束有力的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还没完全建立。经济形势好了、产品数量多了，绿色发展推进就顺利，反之就会出现反复。此外，中央与地方在推进绿色发展中的事权责任还需要进一步明晰。

　　污染治理和资源利用不适应。据有关资料显示：从污染情况看，目前全国土壤主要污染物点位超标率为16.1%，全国约有70%的江河湖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15年全国化肥施用量是国际警戒线的4倍、农药施用量是发达国家的2倍。2018年全国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为70%，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村占比17.4%，使用卫生厕所的农户占48.6%。在资源利用方面，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48，而发达国家已达到0.7-0.8。全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平均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38.8%。北方草原平均超载率达36%。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大肥大药、大水漫灌的现象。

　　资金支持和督查督导不适应。多年来，农业农村投资一直处于贫血状态。据有关部门测算，仅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农村厕所、垃圾和污水“三大革命”，就需要建设资金上万亿元。因此，我国必须下决心调整城乡公共资源配置，靠真金白银投入改变农村面貌。同时，绿色发展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一些地方习惯于旧有增长方式，对绿色发展学习多、行动慢、落实少甚至上热下冷，应加大农业绿色发展督导力度，倒逼地方和企业责任落实。

　　科技创新和主体素质不适应。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人类每次新文明的诞生、增长模式的转变都离不开科技的重大突破。一方面，目前农业绿色发展迫切需要的优质安全、节本增效、垃圾处理、污水净化、生态修复、循环利用、低碳清洁等技术供给不足，影响绿色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组织、企业是绿色发展的主体，只有他们掌握了政策要求，提升了科学素质和技能水平，才能使绿色发展成为广泛行动。但目前国家在这方面的主体培训还没有大规模开展。

　　综上，乡村面积广、人口多，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好坏事关乡村振兴的成败,上述与乡村振兴战略不相适应的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只有完善体制、健全制度、创新机制，释放制度红利，吸引各方参与，加强软硬件建设，乡村生态文明才能在城乡协同发展的大格局中不断发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宜居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目标才能同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