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经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在制度建设和经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对我们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硕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随着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也在不断更新、变化。“温州模式”走向“新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也走向“新苏南模式”，实现了融合互补，殊途同归。

　　（一）从“温州模式”走向“新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典型的个人民营经济内向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要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等，主要不是依靠政府投资和外资引进，而是依靠民间资本、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发展的要求，温州个体工商户开始尝试股份合作制名义下的合伙制。90年代后期，部分股份合作制企业逐步转向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并对家族式管理方式进行改革，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温州民营企业的组织与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相适应。这个过程反映了市场对于企业规模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主动适应。而温州政府的“无为而治”，对民营经济发展不争论、不干涉，实际上是对这种制度创新的默认和保护。近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温州许多家族式企业正在转型，从而发展成为“新温州模式”。

　　“新温州模式”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跨区域化。温州民间资本总体规模庞大，这笔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工业投资、商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等活动。一些私营企业还进军国际市场。大量民间资本对外投资，形成了行业性的温州市场和跨区域的温州经济。温州外迁企业已达好几千家，温州籍人士在外创办工业企业几万家。二是家族企业现代化。从“地下工厂”起步的温州传统私营企业，随着企业的发展，大批私企纷纷转而建立，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或上市公司。三是企业发展国际化。温州的一些优秀私营企业逐步跨入国际市场，销售网络遍及世界各地，轻工产品如打火机、皮鞋占据了国际市场的主要份额，温州商人开始在海外建立鞋革、服装、低压电器等专业市场、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四是经济发展自律化。在温州私营企业起步和发展壮大的阶段，政府部门坚持“无为而治”，推行企业自律，放手发展私营经济。温州企业的自律性组织快速发展壮大。共有市级行业协会（商会）80多家，其他地区的温州商会超过200家，形成了温州的行业自治机制。

　　（二）从“苏南模式”走向“新苏南模式”

　　1998年后，随着我国进入买方市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苏南模式”中的乡镇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原有的模糊产权阻碍了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条件的变化需要产权的进一步明确，因此苏南乡镇企业经历了第一次改制，其核心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大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企业、混合型企业；小企业则通过兼并破产，拍卖转让，使产权得到明晰。从2000年开始，苏南再次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选择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旨在打破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将集体产权从企业中清除，让苏南的市场内生力量发挥作用。

　　随着苏南经济的发展，“苏南模式”已经发展成为“新苏南模式”或称“后苏南模式”。所谓“新苏南模式”，是指在经济国际化背景下，在原苏南模式的基础上，经过创新演进所形成的新型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是“三以三坚持”，即以实现“两个率先”为目标，以园区经济为载体，以打造现代国际制造业基地为引擎，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坚持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国际化互动并进。

　　苏南地区根据生产力发展实际和自身区位特点，努力寻找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实现了产权结构的创新。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集体经济为主的产权结构不断完善；坚持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外资经济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强力推进“民营赶超”战略，民营经济发展后来居上。推进产业发展创新，抛弃粗放的增长方式，实现园区集中集聚发展。苏州目前拥有10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和17个省级开发区，以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开发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构成了苏州经济的新亮点。

　　二、走出去、引进来，走开放经济之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外开放是“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

　　（一）走开放经济之路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温州模式”是一种开放经济模式，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说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温州模式”的开放首先是市场开放。“温州模式”的发展一开始就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同时又不断推动市场发展，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越来越高，“温州模式”也越来越发展。今天的温州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市场，建成了数百个各类商品市场，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0多万个销售网点。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建起了众多的温州城、温州街、温州村、温州店，把温州经济同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四面八方的信息技术汇集到温州，把温州的产品推向四面八方。实现了“以商促工”，带动了温州本地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了企业做大做强；拓宽了温州人经商创业的发展路子，提高了温州人知名度和美誉度。温州人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领航人。

　　“温州模式”的开放是一种“走出去”的经营战略。从单纯注重国内市场向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转变，从走向全国到走遍世界，是“温州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20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已在全国各地创办了数万家企业，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已达几十万户。这些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销售收入达数千亿元，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温州”。今天遍布于世界各地的200多万温州人以及温籍侨团、温州商会成为温州发展的独特资源。温州的境外企业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分别在俄罗斯、阿联酋、荷兰、喀麦隆、蒙古、美国等国创办了10多家境外中国商品城。瑞立集团正式挂牌纳斯达克，开创了温州民企在境外上市融资的先河；广寿集团在朝鲜设立“大广合营会社”，从事钼矿开采、选矿和生产销售工作，温州民企首次叩开了朝鲜的采矿大门；俄罗斯远东中国工业园区建设，推动温州鞋类、纺织服装等传统产品原产地多元化；温州市奥康、法派、康奈、德力西等知名企业通过海外收购兼并、境外开设专卖店、境外贴牌生产、境外注册品牌和回购商标等方式，提高自主品牌的海外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了“走出去”的层次，从而逐步实现品牌国际化，实现在国际价值链中的高端发展。

　　“温州模式”的开放是一种“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发展战略。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温州模式”的转型与创新，不仅需要“走出去”，而且需要“引进来”。2004年温州依托民营企业与民营经济吸引外资企业，推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合作，提出了“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发展战略。通过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吸引了美国通用电气、意大利杰尼亚、日本荏原制作所、瑞士汽巴精化、德国嘉利达、法国罗赛络、瑞士凯兰蒂等世界级产业巨头，合资合作，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更高了，在引资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管理经验，依托外资品牌效应进一步做强做大了民营企业，引进了高级技术人才，扩大了国际市场。“以民引外，民外合璧”提高了利用外资水平，突破了自身发展的瓶颈，加快提升了产业层次和竞争力，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

　　（二）融入经济全球化

　　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是“苏南模式”的耀眼亮点。苏南不是深圳特区，没有国家优惠政策；甚至也不是首批沿海14个开放城市，但是苏南人抓住了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机遇，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苏南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苏南地区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抓住机遇，不仅瞄准国内市场，更瞄准国际市场，出口水平跃居全国领先水平。90年代初，苏南地区在积极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接轨的过程中，抢抓机遇，全面引进外资，设立了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建立了多个以国家级开发区为领头的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引进外资，使率先打开国际市场的乡镇企业成为与外商建立合作合资企业的主力军。苏南地区迅速成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台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区域，仅昆山地区，吸引的台资已占全国总额的 12%以上，超过60亿美元，相当于整个上海台资的总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苏南地区的外资经济飞速发展，也为苏南地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机遇。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在该交易所挂牌上市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苏南地区所有制结构不断得到调整，形成了在开放基础上外资、民资和股份制企业充满活力的企业结构，这种企业结构成为苏南地区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增长呈现出外资、民资并举的新格局。

　　苏南地区通过协调对外开放与内源发展的关系，坚定实施外向带动战略，强化外向型经济优势，实现了率先发展。近几年来，苏南地区不断扩大利用外资规模，通过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的转变，提高核心产业比重，提高欧美日韩投资比重，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内销型企业比重，推动技术升级和效益提高，提高了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使一大批民营企业进入跨国公司的核心生产体系，较好地解决了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发展问题，解决了外资经济与本地经济的连接问题，促进了外向型经济与内源经济之间的融合。民营配套企业的发展使得苏南地区民营企业越来越成为产业集群中价值链的重要环节。民营配套企业的发展更使得产业集群植根于当地，实现“外资生根”；同时，通过外向配套，民营企业获得了稳定的市场，获得了外资企业的技术指导，接受了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制造水平，实现了“民企发展”，从而由过去的依靠外资带动为主，向现在的内资外资“双轮驱动”转变，全面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坚持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都面临着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问题。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治理环境等不同，两地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路径有所不同，“苏南模式”已由最初的以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现在正逐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温州模式”则由最初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变。

　　（一）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是转型升级的源泉

　　在“苏南模式”下兴起了很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组织资源，企业规模一般比较大，可以生产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虽然过去外界认为苏南是外资品牌的加工厂，但是现在很多依靠自主创新成果创办的企业正在兴起。代工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这是成长的一个阶段，如今苏南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在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下，依托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众多知名高校，汇集了众多高精尖人才。以苏州的园区为例，诸多的优惠政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大学毕业生到园区就业。同时，江苏省政府出台多项政策，吸引和鼓励高层次人才创业。这正是政府制度环境优势的体现。在“苏南模式”下，政府依托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等，推出一批特色项目，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业或投资。人才成为“苏南模式”不断创新的根源。但是，在技术方面，许多外资企业没有转移大量先进技术到中国，影响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此应该增强与外资企业的实质性合作，鼓励外企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加强技术扩散。

　　目前，“温州模式”长期存在的产品结构不太合理、产品竞争力亟待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低、企业组织形式低、家族式经营等严峻的问题在短时期内尚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依存于企业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事实上，温州大部分企业也正在通过组织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政府应该在尊重企业自身发展，防止过多政策干预的前提下，针对当地的经济环境、经济目标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制定政策鼓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制度方面为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创造条件，制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改善企业绩效。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此前，苏州的工业企业以民营资本和国际大资本为基础，追求规模效益，倾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如纺织、机械、化工、钢铁、建材等。据统计，苏州的制造业长期占全部工业的60%以上，其中重化工业率达到70%以上。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苏南模式”的产品逐渐从低档次向高新技术过渡。通过科技进步，增加科技含量，形成了技术升级、技术创新、技术改造的新态势。原先的苏南乡镇企业现在的技术装备、产品档次、产业水平得到极大提高，苏南已成长为长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区，苏南经济的转型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速度较快。如苏州工业园区，凭借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自然环境优势，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核心研发创新基地，其主导产业能级得到迅速提升；以纳米技术为引领，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迅速，2011年实现产值2006.4亿元，增长36.3%；经济结构实现持续优化，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较快。它将建设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高科技园区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生态型、幸福型综合商务城区。

　　“温州模式”由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规模较小，资金分散，缺少技术和人才等问题，因此，“温州模式”倾向于进入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小商品生产为主，如服装、小电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比如，20世纪70年代是小塑料片再生产和服装，80年代是皮革、电器、塑料，90年代是电器、印刷机械、真空安装等新兴行业。由于温州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因此温州生产的小商品，主要是面对终端消费，因而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以商贸、物流、金融、信息为主的第三产业比“苏南模式”有较大的发展，产业结构更加趋向合理。随着“温州模式”所处区域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温州传统产业的升级正通过品牌战略往精细化、标准化发展。

　　（三）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困难

　　“苏南模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水污染尚未得到根治；对外资形成强烈依赖，苏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重视工业的发展，大力倡导引进外资，造成对外资依赖大而自身发展的潜力减少；土地资源、高端人才等因素越来越制约着苏南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无为而治”的状态，对经济发展缺乏长远规划、扶持与引导，服务型政府建设缓慢；环境污染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破坏，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当地遍布的河流水道几乎都受到了污染，并且这种污染短期内难以根治；在处理家庭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放任自流，使农业萎缩，粮食产量下降，不得不从外地调运粮食，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主导产业的技术含量低，产品链短，靠变换市场空间来扩大市场，产品更新快但技术换代慢，使得产业向高级化演进后劲不足；以家族式经营为主的“温州模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家族企业发展壮大后的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现在已经在“温州模式”中显现出来，比如，人才难以引进，即或引进也难以留住，这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四、几点启示

　　（一）“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既是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均是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制度环境调整转变的结果。“温州模式”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个体私营经济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历经曲折，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成为支撑“温州模式”乃至整个浙江经济的主要支柱。“苏南模式”则是以发展乡镇企业主导的集体经济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并经历两次产权制度改革，极大推动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时至今日，已开创“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三足鼎立的“新苏南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产权实现形式的多元化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特征，只有市场利益主体是多元的，才能通过竞争的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都是所有制结构调整、产权多元化创新的成功范例。

　　“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两种模式均证明了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强大的。无论是浙江民营的“块状经济”，还是苏南的“园区经济”，均对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城乡人口及其他要素流动和重组，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意义重大。2011年，浙江民营经济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到83.5%，而苏南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了全国最小（1.7∶1，远低于全国3.3∶1的收入差距），基本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收入结构。另一方面，两种模式均体现了“民营经济的本质是民本经济”的思想。这种“以民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发展为了谁，也解决了发展依靠谁的问题，即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基本动力，他们既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享用者。

　　（二）政府不但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宽松良好的环境，而且要给予强有力的鼓励、支持和引导

　　一般而言，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的功能定位被划定为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国家安全等“守夜人”角色，但综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条件，以及“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政府要为民营经济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要给予强有力的鼓励、支持和引导。

　　“温州模式”的腾飞得益于政府较早的解放思想，认识到市场的力量和亲和力，为民营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严打小商贩”到对“八大王的平反”，从针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四个允许”，到台州对个体私营经济“带红帽子”的所有制升级，再到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保护私营经济的“四个不限”。政府为浙江民营经济营造的“不压制、不争论、不张扬”的宽容政策激发了民众创业的激情与活力，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浙江经济、“温州模式”异军突起，在全国较早培育了较为成熟的市场机制，使得经济发展率先驶入快车道。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较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行为，努力为其营造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强市场”并不意味着“弱政府”或“无政府”。或者说，政府不介入微观市场不代表无所作为，相反，在政策引导、环境营造、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要大有作为。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定政府的功能定位上，“新苏南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苏南各级政府在“新苏南模式”的打造上做到了“有退有进、规划清晰、鼓励创新、借力发展”，成功带领苏南地区基本上实现了共同富裕。第一，有进有退。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通过两次产权制度改革，苏南政府退出了直接的市场活动和企业经营，转而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下大力气。第二，规划清晰。苏南各级政府通过清晰的改革思路和规划设计，帮助“苏南模式”突破传统的发展桎梏，在发展路径上先后实现了“产权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发展格局”的四大超越。第三，鼓励创新。政府大力推动的以自主创新、自创品牌、自我创业为主题的三自工程，为提升产业结构和科技含量注入了动力。第四，借力发展。抓住国际资本转移的有力机遇，围绕主导产业，突出了招商重点，将苏南地区成功打造成国内首屈一指的外资高地。因而，除了营造宽松的环境，政府强有力的政策导向作用不容忽视。

　　（三）坚持不懈地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既是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客观要求

　　民营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要经历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其中，产品、技术创新是提升企业整体素质的关键，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得以生存立业之本，而以制度、管理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模式转换则是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发展的基本保障。

　　企业的技术创新有多种实现形式，技术创新也要依托企业经营环境、产业特色和自身条件量力而行，并非谈到技术创新就要做“高、精、尖”，传统产业自身仍有极大的成长空间。从浙江经济的发展来看，通过“科技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就成为其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为促进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现代化改造，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浙江积极推广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光机电一体化、柔性制造等先进技术，使其传统的机械、食品、纺织、化工等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不断升级。苏南模式在推动民营企业的革故鼎新方面则以发展信息产业、精密电子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为动力，以构建企业“成长机制”形成的制度安排为根本，以外资溢出效应催生的产业链支链供民营企业附着为方式，提升了民营企业创新平台的高度，借力加速了自主创新的产生。

　　企业制度创新的基础在于产权制度的创新。当前浙江民营企业的制度仍以家族式企业或合伙制经营方式为主。家族式股权构成的集中化在企业原始积累时期有利于提升经营决策效率、降低交易及代理成本。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股权结构的单一向多元化的转变成为分散风险的必然选择，构建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成为浙江民营经济提升规模档次的必由之路。另外，推动产权制度创新，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有助于提升产品产业的层次、建立品牌意识，还有助于经营者通过学习培育企业家精神，引进人才和创新市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水平。

　　当前，转方式、调结构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主线。创新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动力和有力支撑。企业作为市场的细胞，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主体。企业制度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是优化自身治理结构及经济结构整体的必然要求，而技术、产品和市场创新则有助于将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所释放的巨大能量进一步物化和放大。因此，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坚持从企业创新做起。

　　（四）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才能使民营经济摆脱种种困境，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不可否认，当前我们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仍然存在诸多误区，造成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人才、资源等方面遭遇“玻璃门”、“弹簧门”的歧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正本清源，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本质并还原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才能使得民营经济摆脱困境，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当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处在非常关键的时期，国家有必要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科学、宽松的竞争环境，积极为其搭建融资平台，降低准入门槛，鼓励和培育企业成长机制，并在人才、资源、财政等政策方面给予相应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