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为最早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既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也是20世纪史学流派迭出与学术思想多元的国家。20世纪英国史学格局呈现出的内涵特质与学术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50年代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史学流派与学术思潮的嬗变。以社会史家乔治·屈维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以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史学、以经济史学家乔治·科尔和理查德·托尼为代表的工党史学、以阿诺德·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等流派，各领一时风骚。二是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话交锋中，逐渐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取得了阶段性进步。同时，20世纪英国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不断得到强化，新史学理论、新史学方法与新学科领域不断产生。剑桥大学“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的彼得·拉斯莱特等人开创的历史人口学派与堪称主流的经济社会史学派并驾齐驱，昆廷·斯金纳倡导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风头强劲，微观叙事史与新文化史学不分伯仲，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异军突起，勾画了战后英国新史学思潮的复杂景观。三是专业期刊、史学机构与学术流派交互涌现、齐头并进，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全国性史学机构有“英国历史协会”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同时《英国历史评论》《激进历史评论》《新左派评论》《过去与现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评论》《历史工作坊杂志》等期刊创办发行，成为发表学术著述和传播史学观念的重要载体，促进了20世纪英国史学的变革与学术流派的演进。

　　在20世纪英国诸多史学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不仅在于其著史范围宏阔，著作形态多样，也不唯在于史家群体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相一致，更在于面对共同或不同的学术批评者时，群体史家不断调整史学宗旨和更新学术方向，运用史学反思的恰当理念，通过史学实践的文化路径，进行了持续不懈的专业化回应。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致可分为两代史家群体。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英国产生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其中，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史学系列著作，展示了世界体系建构的史学实践方式，表现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大众化叙事魅力。爱德华·汤普森侧重阶级构成的文化解释模式和底层叙事研究，彰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家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判性发展与文化反思态度，大有引领后来者的文化史学实践意义。

　　作为战后英国史学界的新生力量，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逐渐成长的：有的如拉斐尔·萨缪尔那样通过参与新“左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与社会思潮建构的实践方式，以著书立说进入职业史坛而崭露头角。有的如希拉·罗博瑟姆那样追随六七十年代新社会文化史的学术动向，通过参与“历史工作坊运动”而声名远播，对70年代以来英国女性主义史学复兴及实践传播作出了贡献。有的如佩里·安德森那样触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和历史学诸多学科领域，或者从新“左派”理论、政党政治、文化批评和社会形态的角度，出版了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系列著述;或者从社会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理论出发，反思社会历史与现实诉求，发表了聚焦于文化源流、历史思想与英国特性等主题的大量论著。

　　在20世纪30—90年代英国的时空范畴内，“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变迁”的阶段性特征鲜明，既体现了由党派史学向科学史学转变、学术政治化走向学术思想化的历程，又昭示了史学观念的更替性和史学实践的连续性：第一，学派形成阶段(20世纪30—50年代)。该阶段既是群体史学观念的生成与发轫时期，又是奠立学术规范的酝酿时期，史学范式实现了由经验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嬗变，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萌芽勃发期。该阶段的史学实践表现了党派史学意识形态取向逐渐淡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取向则越发鲜明，也呈现了英国传统劳工史转向经济社会史的学术进步与发展路径。第二，学派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该阶段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范式日渐成熟时期。在传统劳工史的基础上，劳工生存状况重新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激进史学传统与新劳工史范式深度结合起来。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倡导从社会经济史转向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分析传统，文化批评意识日益凸显。第三，学派转型阶段(20世纪80—90年代)，这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渐趋沉寂与复苏时期。第一代史家群体在与第二代史家群体展开社会批判与学术论争的史学境遇中，在70年代后欧美解构主义思潮的背景下，重新寻求史学变革的内在力量，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及新文化史研究。第二代史家群体则在英国史学“文化”转向中重新调整学术领域，赓续汤普森等人倡导史学“文化”转向的思想遗产与实践成就，展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社会文化特征的路向。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经由传统劳工史、经济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文化”转向，反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西方“新社会史”及“新文化史”的理论贡献及实践成效，表露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段性特征及研究进路。在后现代主义挑战、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下，霍布斯鲍姆重视从社会结构理论与历史文化结构的历史考察，既通过对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撰写大量的史学理论文章，反映了其对待历史文化的立场与态度，又出版了《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社会与文化》等多部具有文化史取向的著作。霍布斯鲍姆的论著聚焦全球历史意识、时代精神现象与历史文化变迁，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的文化实践风格。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成就尤为值得重视，其《理论的贫困及其他》和《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两部经典著作，从文化批评的理论谱系与底层历史的文化维度上，客观塑造了其“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典型形象。马克·贝维尔是汤普森事业的继承者，其深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影响而写作的《英国社会主义的形成》，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汤普森文化研究范式的思想回应与实践表达，也是一部融合了政治学意识、历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域等的重要著作。萨缪尔的代表性著作《记忆的戏台》则从大众记忆来源与文化象征符号的角度，重点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史学书写与意义重构问题。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员往往兼具马克思主义史家与文化理论家的双重身份。第二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同时也是“英国文化理论家的领军人物”的斯图亚特·霍尔认为，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关键词》《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堪称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奠基之作，有力促进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文化”转向。

　　从当代西方新史学趋势看，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新史学的重要表征是史学的“文化”转向研究。英国两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共同演绎出一条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和西方新文化史的交融并进轨迹，凸显了英国史学的文化史路径。汤普森对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分析，影响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大卫·蒙哥马利和赫伯特·古特曼的新劳工史路向，与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尤金·吉诺维斯对于黑人奴隶制与社会结构的文化解释相映成趣。汤普森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堪与娜塔莉·戴维斯和勒华·拉杜里等颇具特色的文化史阐释媲美，共同夯实了新文化史范式的学术基础，佐证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文化”转向及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