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强调：“在学问上，结论并不很重要，犹之数学上算式列对，得数并不很重要一样。”若细心观察，梁先生对于学问，的确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却有极好的史感，特别能看到刘咸炘所谓有形之事背后的“虚风”。

　　“要将问题放在意识深处，而游心于远，从容以察事理”

　　梁漱溟强调，真正的研究者并“不轻言问题的解决法，而深刻用心于问题的认识”。所以，“不感觉问题是麻痹，然为问题所刺激辄耐不住，亦不行。要将问题放在意识深处，而游心于远，从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对他而言，真正称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识得问题不是简单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复杂相关的，有所从来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只看中心点，须看四周围，看背景、看环境;不能只看近处，还须看远处;不能只看浅处，还须看深处;不能只看一时，还须得看过去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故研究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追求不放松的态度。不追求则很容易只看见一些广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点”。

　　只有追求不已，“辗转深入而探到问题的根本”才能“把握问题所在”。且“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如此。若“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也“抓不到问题”。则研究问题又必须“能将与本问题有关系之各方面都照顾得到”，不要“注意这个，就忘去了那个”;要能“辗转牵引，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一方面“不怕问题牵联广大”，同时不忘“始终还是一个球”。提倡从上下左右看问题的不少，但坚持问题“始终还是一个”的则不多。其实一与多的关系是辩证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处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从根本处进行整体探讨。

　　“在安详悠闲时，心境才会宽舒;心境宽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融会贯通”

　　梁漱溟在讨论孔子时说：孔子本人早已过去不在了，他不会说话，他不会申诉。如何评量，大权在我们手中……我下判断，我要负责;应当多加考虑，不要考虑得不够，考虑得太少。如果轻率从事，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于他无所增损，只是自己的荒唐失败。

　　研究历史的人，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是在处理“无语”的往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章学诚注意到，朱子曾说屈原本不怨君，“却被后人讲坏”。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讲坏”屈原的人，于屈子增损无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们要不把古人“讲坏”，只有多从良善一面认识“人都是差不多的”这一基本点，尽量保持一种温厚的态度。

　　梁漱溟说要把“问题放在意识深处，而游心于远，从容以察事理”，同样适用于史学。因为史学的基础是史料，读书能“从容安详”，才“随时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详悠闲时，心境才会宽舒;心境宽舒，才可以吸收外面材料而运用，融会贯通”。吸收和运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面对的常课，若不能游心于远，从容以察，实难达融会贯通之境。

　　梁漱溟主张顺着事物的发展脉络看问题，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与由来”，可以说是专为史料解读立论。他把这提到很高的层次，主张“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学问要“进得去而又出得来”，才说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对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运用之间的一个重要程序。

　　有此认识，梁漱溟对文本解读的困难，便有超过一般人的认识。例如，在探询史料生成动机的同时，也要注意史事的发生和发展往往不依循当事人的动机和意志。进一步的问题是，还有一些东西是本身就说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觉，就像宋儒所谓“独知之地”，是“旁人进不来的地方”。

　　凡是成大事业、成大学问的人，都是凭他里面的兴味、冲动，决非理智计较的力量

　　对近于不能表述的面相，史家也不能放过，仍当细心体认。且既存文本越是难以领会，越需要有解读的方法。一般说到解读，最容易想到分析。但梁漱溟一生对西方影响最不满的，就是什么都采取“算账的态度”。他自己处处讲究要“有活的生命”，学问亦然。而中国哲学“所着眼研究者在‘生’”，其“方法为直觉”，自然成为梁先生的首选。他曾说过：一个人只要能完全听凭他真诚的直觉，他虽然不希望成一个大人物，但是他里面有真实的气力，自然有作大事业、成大学问的可能。凡是成大事业、成大学问的人，都是凭他里面的兴味、冲动，决非理智计较的力量。

　　梁漱溟常可从行为看到其后面的心理，或从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甚至能看到空话、形式背后的精神气息，以及史事后面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见的手”。如果我们借电脑词汇把历史分为硬体和软体，梁先生似乎对刘咸炘看重的“虚风”更有感觉。包括秩序和制度那无形的一面，都在他的观测之中。

　　不重分析而凭直觉以探虚风的取向，看起来比较“传统”，而且还有些偏向“自然”。这正体现出梁漱溟治学风格的特点，介于新旧之间，似偏似正，甚或以偏为正，林同济说他“杰出”而又“例外”，实有所见。

　　从很早开始，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国学家、佛学家或哲学家，后来还被人称为“最后一个儒家”。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仅认为“这许多的徽号”都是“误会”，更常对人表示自己不是一个学者，而只是有思想的人。他到老年还说自己“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因为“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自然科学和西文也不行，所以讲到学问，就只能退避。这里有谦逊，也是实话。他经常泛论古今中外，更多靠的是体认，而非所谓“知识”的积累。

　　不过，梁先生自谦“老学问不行”，是和同辈人比。今日能有梁先生旧学功力的，已经少之又少;而识力达到他那层次的，更渐近于无。我们除了会用电脑等他们时代没有的新利器外，整体确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而梁漱溟一生都强调自己是行动者而不是学者，同样的话需要一说再说屡次说，也表明在社会认知中，他更多就是一位学人。

　　“就我的兴趣来说，现在顶愿作的事，就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将所见到的道理，类乎对社会学的见地与对哲学的见地，能从容地写出来，那在我真觉得是人生唯一快事。”我们如果注意这人生“唯一快事”的表述，就知道与那些自称行动者的累次表白相比，这偶尔吐露的心声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兴趣，不过是天下士的责任感，促使他不能不做一个“拼命干的人”。同时他也说过，“人生是靠趣味的。对于什么事情无亲切意思，无深厚兴趣，则这件事一定干不下去”。反过来，如果做着自己有深厚兴趣的事，则一定干得不错。

　　所以，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尽管为人所称道，自己却不时“觉得苦”，成绩也不甚显著;反倒是这真有兴味的学问，虽也不无争议，实得到更多的承认。如他自己所说，凭着真诚的直觉，成就了大学问。他的治学取向，对各学问的研究都有启发，而学历史的尤当亲近，不妨学而时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