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需要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让人猿揖别,思想导文明开化,思想赋人生意义……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亟需吾辈学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本栏目紧跟时代脚步,立足中国实践,瞄准学术前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学科为武器,致力于用新思想解读中国实践,研判社会发展大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以文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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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经纬与使命担当
栏目召集人 木 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这是对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关系的自觉,也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与担当。
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车轮”不可偏废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构成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两股推动力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将科学分为逻辑学、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制作科学四类,理论科学又被分为第一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等。古希腊这种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伟大传统,不仅引领着古希腊文明,而且也奠定了文艺复兴的思想基础。
哲学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人类生存发展、思考安身立命的智慧、发现生命的意义等问题,较少执着于功利实用等细枝末节的致用之术,并不能创造出立竿见影改造世界的“实际成果”,因而往往容易遭到世人的轻视。西方世界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信条的影响下,引发了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巨大成功。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一轮独大”跛脚狂奔,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同时也把人类的自负推到了极致。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最终反过来变成控制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物质力量。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思想就是生产力之母。单纯的自然科学并不能真正地解放人类,科学技术一旦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宰制和价值理性的范导必将失去灵魂和精神动力。所以,黑格尔把哲学喻为“庙里的神”,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爱因斯坦认为“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科学技术能把人类从自然权威下解放出来,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面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却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
任由科技日进而人文社科不迎头跟上,必将酿成人类社会种种悲剧。核战威胁、智能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等世界性难题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拿现如今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来说,人类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自身思维能力和体力的悄然退化。比如,以前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形形色色的数据库,却出现过一部部闪烁着思想光芒和人性光辉的经典著作。今天有了互联网,信息传播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获取可以信手拈来,人们却越来越浮躁,思想越来越浅薄,语言越来越贫乏。特别是思考深度在急剧下降,碎片化信息的获取使人们难以专注于深度阅读和思考分析,更多表现为漫不经心地点赞、人云亦云地转发、不厌其烦地图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行为就是过于依赖科技进步而忽视人文社科精神的结果。
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哲学社会科学、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正义、重视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利益、重视物质享受而不顾价值取向的做法,骨子里还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作祟。在诸多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者看来,与自然科学比起来,既不能制造产品,也不能成为控制手段的哲学社会科学似乎一无用处,至少是无关紧要。对此,冯友兰曾有过精彩回应,他认为:“哲学的用途乃无用之大用。”哲学社会科学之大用在于其是关于宇宙本原和世界图景的大学问,在于其是关于真善美及其实用价值反思的大学问,在于其是关于人类精神家园和存在意义构造的大学问。
毋庸讳言,正处于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前夕的中国,一刻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这种软实力的贡献需求将随着国际地位的上升而越发显得迫切。因为,世界不仅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还需要中国提供更多的思想智慧。这既是一种觉醒,也是一条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作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带头大哥”的必然担当。
二、破除哲学社会科学的“三道咒符”
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曾领风骚数千年,先秦百家争鸣、魏晋玄学勃兴、隋唐佛陀盛世、宋明理学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如影相随的是天文、医学、历法、造船、火药、造纸、印刷术等科学技术全面领先世界。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西方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仍然徘徊于农业文明,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技术,从而经济社会发展日渐落后于西方。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引发国人对“李约瑟之谜”反思的关键,是近代中国以登峰造极的农业文明与西方现代科技武装的工业文明碰撞的一败涂地,中华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几近全面崩塌。这也催生了关于中国文化交流发展三种奇谈怪论:一是“乱世文化兴盛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历史上社会最动荡的年代往往是文化最昌盛的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不是在太平盛世,而是在社会动荡的乱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乱世文化兴盛论”犯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病灶,归根结底是没有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文化勃兴背后的阶级斗争性。“乱世文化兴盛论”本质上是国内外一些浅尝辄止的学者炮制的“话语陷阱”,潜藏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兴盛二者不可兼得的设定。二是“技术决定论”。这种论调认为技术构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又构建了整个社会。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并不在于肯定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而囿于狭隘的经验,把科学技术的作用绝对化和唯一化。三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论调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西方中心论的荒谬之处也在于“坐井观天”,拿自己的标准当世界标准,拿自己的价值当普世价值。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发展,我们不能再仅仅纠缠于“科学精神缺失”“文化重当然而忽略所以然”“骛于空虚而引避乎实际”“单一权威体制”“传统科举制度”等产生“李约瑟之谜”的原因分析,而是要直面当下,破除迷乱和阻碍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种种谬论,直面“钱学森之问”。对内必须破除乱世才能繁荣的谬论,珍惜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大好时机;对外必须破除近代以来中外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和“技术决定论”,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占领先机、赢得优势,不断增强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自信。
三、把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方位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民族复兴的前景已然可期。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哲学社会科学当然不能缺席。这就需要我们秉持宏大的国际视野和清醒的历史思维,对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在空间与时间、世界与历史的坐标上有清醒理性的认识。
在纵向坐标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历过丰富发展,也有过失落和低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唤起自信、凝聚自信、坚定自信、升华自信的发展史。中华民族传统哲学社会科学博大精深,是我国民族凝聚和历史传承的文化血脉和精神基因。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直接解决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但可以激活今日创造之精神驱动力。纵向看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当经历继承传统—扬弃传统—转化创新—超越传统几个阶段,需要我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着力建设新时代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在横向坐标上,今日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长期处于世界边缘的中国已越来越靠近世界舞台中心。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都位居世界前列。比如,目前我国中级职称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已经达到50万人以上,每年仅项目投入就有100多亿元,2017年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论文的产出量就达到了3.7万篇。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虽已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但还远不是哲学社会科学强国。必须站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从提高国家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横向看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当经历学习西方—中西摩擦—融合创新—超越西方等几个阶段,需要我们不断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中国问题,创制中国学术标准和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
在时代坐标上,当今中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地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实践创新,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迈向新时代的重要阶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视角观察中国实践,需要把握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这一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立场问题,更需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以精品奉献人民,立足历史巨变的生动实践,深刻回答时代课题,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阐释好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四、牢记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担当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时代提出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最本质的规定性就是人本规定性。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产生后的文化创造,不可能脱离人和人与人组成的社会而存在,而是要关注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其相互的秩序与和谐,关注新时代所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担当就是要为世界贡献更多中国知识、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社会的良知,则要为新时代树立高尚的人格标杆、道德标杆、学术标杆。
要破解现实问题,为新时代培根铸魂。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正是问题激发我们去学习,去实践,去观察”,也正是对时代重大问题的解答、总结、提炼才形成重大理论成果。比如,破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难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破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难题,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破解中国革命难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破解中国改革、发展难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此,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踏准时代节拍、把切时代脉搏、解答时代亟需破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精神研究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表达新时代,创造出顶天立地、穿越时空的伟大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引领新时代社会风尚。
要心中有人民,体现最高价值追求。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然升华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根本问题。这就需要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是要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在历史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就是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着眼解百姓之渴,释思想之惑,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让学问在人民心中世代流传。
要仰望星空,弘扬士大夫精神。“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社会越是走向文明,越是需要一群仰望星空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人所推崇的大忠伟节、天地情怀、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既凝炼形成了中国社会道德理性文化基因,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影响塑造了韩愈、张载、范仲淹、苏东坡、文天祥、顾炎武、王船山等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这也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财富,要求我们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做“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民族脊梁;要求我们淡泊名利,一心为公,做“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要求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根植中国大地,总结中国经验,做“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大学问家。
人类文明史反复证明,“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迁,无不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既是科技的竞争,也是文化的竞争,但归根结底都是文化上的竞争。一个国家只有当哲学社会科学体现出强大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平安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呼唤哲学社会科学更加隆重的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