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是“十二五”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当前，东南沿海（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五省市）正处在向创新驱动阶段转型的新时期，面对路径依赖、基础能力不足、自主创新技术欠缺、体制机制等问题，应保持足够的耐心，尊重市场和产业规律，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远能力提升的关系，健全倒逼、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突出抓好质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推进政府率先转型，探索设立示范区，引导产业转型升级健康有序进行。
破解创新困境，健全东南沿海产业转型的倒逼、激励机制
东南沿海各省市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近年来，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增速下降、竞争加剧等挑战，高度重视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江苏“十二五”规划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广东提出，要强化自主创新对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推动作用。2010年东南沿海五省市土地面积占全国5%左右，GDP占全国比重达到36%，研发经费占到全国的40%，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分列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第1、3、5、6位，上海、江苏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分别达到2.81%、2.07%，明显高于全国1.76%的平均水平（见表一）。
但我们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出台的产业振兴、需求刺激政策，在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强化了一些地区、企业对外延式扩张的路径依赖，不少地区还是希望依靠扩大用地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一些企业仍然期待国家延长补贴政策来维持生产经营，甚至个别部门、企业把国家政策作为钻空子、要补贴、争资源的机会，这反而削弱了地区、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鼓励创新和制约创新并存的困境。
建议在统筹兼顾国内外形势和趋势的情况下，把握好度，处理好短期增长和长期竞争能力提升的关系，健全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和激励机制。对资源利用、用地规模、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劳动关系、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不能松懈。严厉的环境管制将会刺激企业去寻求创新路径，以便降低生产成本和减少污染，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Gardiar，1994）。对一些不利于提高产业发展能力的补贴和需求刺激政策要慎用、及时“断奶”。同时，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前提下，构建系统的创新激励政策、制度环境和舆论氛围，鼓励提高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水平，引导低端生产部分加强技术改造、效率改进或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发展中高端环节和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形成合理的产业链分工，妥善处理好企业群体和落后产能退出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突破道路锁定，使发展重心真正转移到提升供给的能力建设上。
对当前东南沿海不少企业遇到的经营困境，要客观分析原因，有所区别对待。对一些体现资源环境、质量、社会责任的约束要坚持，对汇率调整、外需减少等外部因素产生的经营压力，应把握好节奏、拓宽内外需渠道、稳定预期；对因投机甚至是赌博产生经营困难或破产的企业，主要是妥善处理好其带来的后续社会矛盾；对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积极搭建服务平台，引导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走内涵式、集约式发展道路。
克服三个挤压，形成促进东南沿海转型升级的均衡力量
在东南沿海调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感到当前产业发展存在“三个挤压”现象：第一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近10年来，许多制造企业投资房地产业、金融等领域，随着制造业利润摊薄和房地产市场的迅猛发展，很多企业不再投资实业，变“副业”为“主业”，大量民间资本集聚虚拟经济领域，个别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资本具有逐利天性，但过度集聚，容易造成泡沫经济，同时对实业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冲击。我们通过对部分行业资本增量产出率的研究也可以看出，在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7个行业中，制造业在1993-1997年间保持最高的资本回报率，1998年后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开始超过制造业，尤其是房地产业，从2003年起就一直是资本回报率最高的行业，这也是为什么相当多的企业和资本投入到金融和房地产业。
第二是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调研中反映，近年来随着能源原材料、土地、用工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影响，企业经营成本快速上升，一些大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利用其竞争优势，对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压低产品价格，使得相关联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日益微薄。许多地方偏爱大企业、大项目，将大量土地、资源、财税等优惠政策用于支持大企业发展，而中小企业在资金、房屋、土地、设备、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获得上非常困难。还有不少开发区以纳税额作为企业筛选的最重要标准，导致中小企业无法进入，或在二次招商中被大企业“挤出”。
第三是存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的挤压现象。尽管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颇具争议，但在调研中，一些民营企业反映，在国家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一些国有企业收购兼并了非自己主营的企业，加强一体化经营，产品采购内部进行，即使对外公开采购，民营企业也无法和体制内的企业公平竞争。多年来，国家出台了众多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尤其是近年来，从2005年“36条”、到2010年的新“36条”、再到今年出台的引导民营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放松准入的政策不可谓不多，开放的领域不可谓不广，但由于观念、体制、利益等因素制约，实际上落实很难，民营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玻璃门”、“弹簧门”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三个挤压”反映了产业转型升级力量上的不均衡、不协调。国际金融爆发以来，欧美一些国家正为其“虚拟经济创新过度、实体经济创新不足”、“重金融、轻制造”的做法付出代价，为此，纷纷提出了“再工业化”的政策举措，旨在重新取得工业的竞争优势。相比而言，尽管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已上升到全球第一位，但工艺水平、产品附加值、核心技术、产业竞争力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09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为26.8%，明显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东南沿海五省市作为我国工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排名最靠前的也只是全国中游地位，个别省份甚至连续多年处于下游地位。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工业化处于中后期发展阶段看，还是从抢占国际科技产业制高点的要求出发，都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工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作用，矫正不合理预期，构筑有利于投资实业的产业、财税、金融、保险政策体系，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增强投资实业的动力。
要从战略意义上，促进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美国支撑制造业研发的科技服务研发中，40%的投入来源于小型企业，小型企业雇用了美国科学家和总工程师人数的24%。日本阿拉发电子株式会社，员工仅150人，但生产的电阻器占到日本市场的85％、世界市场的23％。韩国提出大、中、小企业“共生发展”目标，为中小企业划定“保护区”。中小企业是专业工业品部件的缝隙市场的主要提供者，也是研发的孵化地，不仅对激发创新、增强就业、扩大需求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其与大企业之间形成的产业链紧密联系和产业配套能力成为吸引招商引资的最重要因素。在当前生存状况困难的情况下，应强化政策落实，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改善金融、科技、信息服务，帮助拓展市场，加强技术改造，改善经营和管理水平，鼓励相互合作，增强避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民营企业发展上，要放宽垄断行业管制，对可以直接竞争的环节，降低门槛，引入竞争，给民营企业平等进入的机会。收入和财富可以不一样多，但是机会必须要平等（路易斯·高隆，2010）。要转变观念，废除歧视政策，消除实际操作层面公开或隐蔽的障碍，加强市场监督，严格控制市场垄断行为，让民营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激发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突出重点，着力加强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
理论上讲，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包括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产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强调要发展科技、熟练劳动力等高级要素，满足消费者挑剔的需求，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商和关联辅助行业，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实现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区域层面的产业升级是指，现有产业附加值不断提高、竞争力不断提升、更高水平新产业不断涌现，同时，区域产业要素不断升级，在生产、商务、创新方面逐步提升比较优势，获取产业发展绩效的能力不断增强。结合实际，我感到，当前东南沿海产业转型升级要突出抓好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
产品质量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政策，打造出一大批世界级知名品牌，使德国产品成为世界最高品质的代名词。瑞士通过百年时间，致力于高水准传统工艺和时间精准度的提高，塑造了“钟表-瑞士”的一流品牌形象。目前，东南沿海在纺织、服装、皮革、家电、电子信息等行业，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知名品牌。但近期我们对某地区家电行业调研中发现，多家知名企业为应对快速上升的成本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不惜降低原材料品质，大打价格战，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血染的风采”，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类似这种偷工减料、产品质量下降的例子在不少行业存在。
必须高度重视产品质量问题，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质量信用评价和奖惩制度，打造品质至上的社会文化，加快改变中国“产品低端、质次价廉”的形象，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产品和区域品牌建设，加大宣传，提升产品和地区知名度、美誉度，使优质产品成为地区的形象和标志、良好的地区形象推动产品的发展。
创新能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美国在2011年《创新战略》中提出，美国获得繁荣的关键不是压低工人工资，而是开发新产品，产生新行业，保持在科学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以及技术创新，这是赢得未来的关键。近年来，江苏加大科技投入，引导创新要素集聚，促进了新兴产业的较快发展，区域创新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位居全国第一，不少过去对江苏发展模式不太认可的地区和人员也给予了肯定。各地为增强创新能力，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组建产业联盟，搭建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等等。但总体而言，东南沿海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改变，许多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和材料依赖进口，绝大多数企业没有科技和研发活动（比如，2008年浙江分别有77.7%和89.9%的企业没有开展科技活动和研发活动），产学研合作层次偏低，公共服务平台的定位、可持续发展模式尚须探索，一些地区科技投入与其经济实力还不相称，2010年广东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1.76%，与全国平均数持平，但超过40%的R&D来自深圳，而深圳又有近一半来自华为和中兴；福建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1.1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建议各地在增加科技投入、拓宽科技金融渠道的同时，紧紧立足本地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促进新技术、新理念、新产品的渗透。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推进创新要素的集聚和跨区域互动，完善产学研的利益机制，实现企业、高校和科研部门的网络化合作。配合国家战略、加强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和基础研发。强化产业集群、科技园区、专业镇等创新载体建设，鼓励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形态，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性不亚于技术创新。西门子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之所以领先于同时代的竞争者，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他不仅是个技术员、发明家，还具有很高的商业天赋。尤其是随着近十年来互联网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商业模式创新对于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日益重要。1998年后，美国政府开始对一些商业模式创新授予专利，给予积极的鼓励与保护。调研中，不少企业反映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研发风险大，不可能投入很多钱搞研发，现在还要面对生存的问题。
表一 2010年东南沿海经济基本情况
建议把握当前产业发展智能化、服务化、精益化、融合化、绿色化、全球化的趋势，鼓励企业大胆创新商业模式，加强信息化在生产、经营、管理、营销中的应用，发展电子商务，推动传统专业市场转向现代商贸物流、现金现货交易转向网上交易，积极探索合同能源管理等服务新模式，强化精益管理，优化流程管理，提高资源配置绩效。
人才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突破口。近年来，东南沿海各地都非常重视人才的重要作用。浙江提出，产业转型首先是企业家转型，要以人才和企业家转型推动传统民营经济转型，2009年以来完成27万多人次的培训任务。无锡2006年实施的5年聚集30名创业创新领军人才的“530”计划，至2010年底，落户“530”项目超过1200个，集聚6000多名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实现销售收入29.5亿元，带动新能源、物联网、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昆山探索发挥人才作用的有效流动机制，变“海归”为“海燕”，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在调研中不少地方反映，高层次人才所得税负较高，外籍人士申报国家项目和国家奖励仍存在一些限制，外籍人士生活所需的教育医疗不完善；大城市商务和生活成本偏高；一些中等城市和城镇创业和生活环境不完善，研究型大学等创新资源缺乏；许多企业家的后代不再经营实业；现代产业工人缺乏。
表二 东南沿海省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现状及目标 （单位：%）
建议加强与本地产业结构和转型升级方向相匹配的关键人才的引进、培养，做到事业留人。优化人才发展的创业环境，根据创业的不同阶段给予扶持。鼓励对重要科技和管理人员实施多种方式的股权和分红激励，增加可申请绿卡的国际人才拟任职单位种类，降低投资类国际人才申请永久居留条件，探索建立适用于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补充医疗保险和税收抵免政策。倡导产业报国，加强企业家培训、服务力度。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发挥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对职工的培训力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进农民工向产业工人、市民的转换。进一步优化自然和社会环境，改善生活条件，提升科研、教育、文化、医疗水平，促进各类人才在当地“生根发芽”。
建设良好产业生态系统，推进政府率先转型升级
研究中我们感到，产业发展类似于自然现象，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借鉴自然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对产业转型升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所谓产业生态系统，主要由四方面要素组成：（1）产业群内企业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产业群内的主导关系；（2）产业群与支持系统间的协同联动，支持系统包括科技、金融、信息、物流等产业支持部门；（3）产业与外部环境间的适应调整，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经济、社会环境等；（4）政府与其它三要素的干预调控关系。良性运转的产业生态系统，应该是在政府的科学推动下，产业群、产业支持系统和产业外部环境间相互促进、协调联动，产业转型升级健康有序进行的过程。其中，政府的作用，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外力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外部环境的直接作用上；产业群则和自然环境一样，有其自身演变和更替规律，政府是通过直接影响外部环境而间接作用产业群的（见图）。
结合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和东南沿海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的现状，政府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应主要是致力于改善政府自身服务、支持创新、规范竞争秩序、完善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上来。
注：实线表示直接作用，虚线表示间接作用
切实改善政府服务水平和能力。多年来，东南沿海各地区都十分注重政府服务效率的提高和服务水平的改善。如杭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将社会评价的“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与目标考核相结合；昆山提出作风就是生产力、效能就是竞争力的理念。但总体而言，政府服务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国美国商会2011年商务环境调查》显示，官僚主义、管理层人力资源匮乏、法律法规不清晰、法规解释不一致是美国在华企业运营中遇到的前四位挑战，这些显然都与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有关。2010年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出，在183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投资者保护排名仅为93位。应健全对公务人员的考核监督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和专业化能力，增强政策制定、执行的透明度，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减少审批事项、审批时间、审批环节，把政府不该管的事转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地发展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大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新是一个社会回报高于私有回报的过程，面临多种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的消除，仅靠企业自己解决是不够的。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大学、强大的基础研发能力、产学间的密切合作，以及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促使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劲复苏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基础研发投入占总的研发经费比重仅为4.6%，而日本2006年为13.9%，韩国、美国2007年分别达到15.7%、18.6%，我国明显偏低，建议进一步加大基础研发的投入力度。同时，应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对创新的重大意义。改革专利审批制度，大大缩短专利审核周期。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打击处罚力度，加大侵权人的侵权成本，从根本上保护创新人的权益和积极性。大力实施标准战略，以应用为导向，提高标准质量和公信力。利用我国巨大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众多的优势影响国际标准的制定，使更多的国内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当前东南沿海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争夺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突出。建议在保护好各地发展积极性的同时，建立科学的产业评估体系，加强信息公开和产业发展预警，打破市场分割，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引导各地大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和产业环节，构建各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竞争合作关系。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要求，大力实施宽带战略，推动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针对一些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如不少地区反映的电力供应、物流设施不足等问题，理顺体制，加强规划和建设。
探索设立示范区，为全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在发展路径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形成了政府发动型的苏南模式、私人发动型的温州模式、兼而有之的珠江模式以及东莞、南海、顺德、中山“四小虎”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涌现了深圳、浦东等新经济增长极和义乌、晋江等特色地区，尽管一些模式曾备受争议，但推动了东南沿海经济转型，也对其他地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东南沿海各地正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应充分认识到这一轮的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持续、复杂、艰难的过程，面临着创新突围、体制束缚、路径依赖、中等收入陷阱等风险和挑战，不同地区、不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式和路径也不尽相同。韩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全面实施“技术立国”战略，到部分产业竞争力跻身世界一流，历时20多年。建议国家在东南沿海一些代表性地区，探索设立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创造宽松的政策和舆论环境，不以经济增长快慢论英雄，鼓励各地立足本地实际，大胆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制度，如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入学制度，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为整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经验和启示。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