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空间的生活逻辑

　　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在大自然的世界中生产和生活，从来没有超出这个物理空间。但信息革命则改变了这一切，特别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叠加效应，“破天荒”地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之外创造出了无限的电子空间，在经验传承的现实生活之外开辟出了丰富惊奇的虚拟生活，人们可以在网上开店购物、手机炒股订票、网络约车、线上外卖、移动群聊、发朋友圈……所有这些都随时穿越于虚实两个世界，其中既有工商业时代的人、财、物等物理空间逻辑，也有信息时代的建模、算法、代码等虚拟空间逻辑，而且二者彼此交织、相互塑造、虚实同构。于是，社会关系、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重大转型，衣食住行变得越来越自动便捷，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也日益智慧化。但与此同时，各种难题和风险也随之而来，如算法决策的“失灵”及其控制、个人隐私的保护、信息伦理的挑战、各种智能化犯罪等等，这些都对新时代的智慧社会治理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亟须认真对待。

　　人机交互的工作场景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智能机器人将会在生产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它们自身也会通过自主的深度学习和升级而变得越来越聪明，甚至像“阿尔法狗”那样与人类相匹敌。自动驾驶、投顾机器人、医疗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将大量涌现，很多工作或者服务可能都是由人类和智能机器人之间的协作完成的，这样，人机共处、人机交互就成为越来越常见的工作场景。这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率，也使得生活更便捷、服务更精准、任务处理更客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人机交互的工作场景下，智能机器人一旦“活了”，我们还能再把它看作是原来意义上的机器吗?如果不能，那么智能机器人与人是什么关系，它是否应该具有“电子人”的身份地位;人与智能机器人共同完成工作的责任或风险该如何分担;人与陪伴机器人是否有伦理关系;当大量工作都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时，人类又该怎样面对和适应，人的主体地位是否需要重建。诸如此类的问题就随之凸显出来，这无疑使智慧社会治理变得更为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难题和挑战。

　　“数字人类”的全新面向

　　当今信息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的社会行为和日常交往都在不断数字化，我们已不再是单一的“生物人类”，而是赋有了“数字人类”的新属性;人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会留下一串串的身份数据、关系数据、行为数据和言语数据，获得了新型的“生物(数字)”二维面向。技术公司、平台和政府可以凭借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来对人们进行“数据画像”，描绘出一个人的基本面貌、身份背景和活动规律，进而提供丰富的信息检索、目标推送、个性订制和精准服务，促进了智能交易和智慧治理。同时，也大大强化了打击犯罪和安全防控的能力，社会秩序更加可视化、可控化和稳定化。然而，人类的这种数字化面向也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它很容易侵蚀个人隐私，形成信息不对称和数据鸿沟，甚至还会出现利用“数据画像”的“监控社会”。这些问题浸润到智慧治理之中，带来的就不是民权民生保障，而很可能是公权力的技术化延伸，从而造成智慧社会治理的异化，这也是未来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全新挑战。

　　建模算法的价值偏好

　　有史以来，人类掌握的信息手段和范围都十分有限，数据分析技术也十分匮乏，因此，只能依靠一辈辈的经验积累和聪明智慧来进行人脑决策。但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不仅可以掌握海量的信息数据，而且还可以进行全样本的分析，通过建模和算法设计来推动生产生活的自动化、智能化和治理智慧化。这样，一些人类决策将让位于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且占比会越来越高。可以预见，将来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算法主导的社会。然而，人工智能的建模和算法毕竟是由人设计出来的，相同的数据、相同的目标任务，也可能因不同的程序员而设计出不同的建模和算法，从而导致不同的算法输出结果。就是说，建模和算法都自觉不自觉地嵌入了设计者的偏好，内含着一定的人为价值判断，它并不能完全展现“技术中立”理想下的客观性和可靠性，甚至还会出现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错误、算法自主等诸多问题。基于“数据画像”的广告推送、各种暗藏玄机的检索排名、花样翻新的“大数据杀熟”等，都是其直接后果。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在智慧治理的算法决策之中，就会产生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形成一定的社会风险。

　　代码规制的制度化应用

　　事实表明，人类的每一次飞跃都引发了重大的制度变革，当下信息革命将会实现从物理空间规制向双重空间规制的制度转型。具体来说，信息时代的双重空间规制，增加了虚拟空间规制的新方式、新途径，其典型特征就是不再过多注重因果关系和行为后果，而是采取过程控制的代码规制，即通过算法和程序设计来实现规制目的。随着智慧商务、智慧政务、智慧司法和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这种规制方式在平台交易、政务服务、基层治理等多个领域将会获得更广泛的应用，并逐步嵌入制度规范之中，日益呈现出规范化、制度化形态。这种基于数据分析和算法的代码规制，大大提高了效率，也更加客观，但也存在着潜在的问题和风险。比如，代码规制是自动执行的、普遍一致的机器指令，它一旦出现错误或不公，其影响就会远超人类的个别决策和个别性问题，会产生严重的体系性、机制性、普遍性后果，其修复的代价就十分巨大;再如，代码编写一旦渗入设计者的价值偏好，无论是商业的、伦理的，还是政治的，都可能会影响其规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等等。由此看来，代码规制在智慧治理中的制度化应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兴利除弊，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考验。

　　面对智慧社会治理的这些挑战和全新问题，我们不能过于忧虑或者只是被动调整和适应，而是要通过积极回应和探索来加以解决。首先，加快规制理念的更新转型。目前，在智慧社会建设进程中，推进基层网格化治理已成为全国各地的一个重要策略，旨在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基层治理的战略部署，且取得了明显效果。然而，一些地方在具体操作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把网格化治理看作简单的治理技术化、智能化手段，并力图运用技术手段，把信息革命和智慧社会的新型要素、新型关系和新型行为重新“拉回”“锁定”在物理空间的网格中，以达到技术“维稳”的目的。这不仅效果不佳，还会掩盖甚至加剧社会矛盾，智慧社会治理的目标自然难以实现。面向智慧社会治理的各种挑战，重新思考应该保护什么、限制什么、原则是什么、采取什么方式等，从而确立起智慧发展时代的新型规制理念，以指引智慧治理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其次，推进规制体系的重建。面对各种挑战和问题，我们应有战略眼光，立足于双重空间的生活逻辑和人机交互的新型关系，对现有的规制体系进行改造和升级，建立起法律规制、行业规制、伦理规制和代码规制的多元体系，从而面向智慧社会来进行规制体系的重建，为应对智慧社会治理的各种挑战提供底层支撑。再次，加强规制方式的探索。智慧社会治理所遇到的挑战，需要我们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学习、探索和创新，尝试各种具体的、精细化的全新规制方式，把一些必要的代码技术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则，实现“技术法律化”;同时，根据需要把一些法律规则转换成代码，并以法律代码来规制行业代码，实现“法律技术化”。从而，为应对挑战和风险、有效推进智慧治理提供基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