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导向，那么，“十二五”的“城镇化”，“化”什么？怎么化？这是亟待人们考虑和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城镇化，化什么？

　　一、城镇化要化以投资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向以消费为内核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转化

　　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的最大经济效能则是创造出持久增长的需求。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在培育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以城镇化为主要动力的非农化过程，正是有效需求增加和市场扩大的过程。

　　我国目前突出的问题是：消费依然是国民经济的短板，而影响需求不足的群体则是农村消费。目前7亿多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很低，农村人均消费能力不到城市的30％。把农民留在农村不可能解决问题，因为农民的新增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再依赖于农业收入，而是在城市中获取的非农收益。如果能在接下去几十年里，将7亿多农民中的4.5亿人转变为城市人口，那么中国的内需市场将有一个极大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和非农化，农民的总收入显著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接近40%。如何提高农民进城就业的可行能力以及就业机会，如何保障他们的就业权利，是增加新内需的关键。

　　近30年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以年均约1%的速度提升，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但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明显滞后。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大部分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时，城镇化水平在60%—65%，而目前中国在46%左右，滞后15—20个百分点。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重从现在不到40%，提高到75%，那么，年均社会消费额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而且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可以维持20年。因而，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将扩大内需与推进城镇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内需持续扩大的良性互动。

　　二、城镇化要化从注重政府投资的短期刺激机制，向注重民间投资的长期驱动机制转化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资本是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稀缺的资源之一。民间投资作为新生的投资方式，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在增加供给、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就业的同时，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地方经济的开发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及“十二五”时期，全球经济格局正处于新一轮的调整和重新排序，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对原有经济结构的简单恢复，而且要对新的经济结构进行重新构建。尽快启动民间投资，实现从政府投资拉动向社会投资拉动转变，不仅关系到当前经济稳定回升，也关系着未来更长时间经济发展的路径和质量。以城镇化激活民间投资的创新思路在于：通过调结构、扩内需，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形成新的民间投资热点，培育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先进生产能力。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消除投资领域中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壁垒，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电力等行业；制定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政策扶持民营中小企业；加大城乡保障住房建设，激活房地产投资，这样既有利于房价回到合理水平，从而刺激住房消费，也有利于增加房地产投资。

　　三、城镇化要化产业发展空间的拓展、产业结构转型的推进，进而实现经济的服务化

　　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将在中国未来形成的新的消费热点和产业层次，对城市公共产品产生很大需求，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健康、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将加快城镇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文化娱乐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有测算表明，如果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居民消费率至少可以提高4—5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化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化对农业产业化、集聚化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业还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发展阶段，产业集聚化不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而城镇化发展步伐能有力推进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化，使资源利用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的共享。

　　城镇化，怎么化？

　　一、以农民市民化为切入点推进城镇化，开展以人为本的人口转移和流动的政策设计

　　城镇化是由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致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改变的空间过程，涵盖了城镇和乡村两大地域空间的转型历程。在城乡二元体制尚未完全打破的背景下，城镇化肩负着突破城乡二元分割、协调城乡发展的历史使命，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是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而人口城镇化的主旨，实际上就是保障进城农民的权益，与农民共享城镇化的利益。因此，按照实现以人为本、城乡互动、共同繁荣的目标设计城镇化发展模式，以农民市民化为切入点推进城镇化，将有助于冲破城乡间要素流动、资源配置和行政管理方式方面的政策体制束缚，终结城乡对立的二元社会，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而农民不断市民化，也有利于改变我们现在的农业国的地位。农民市民化的路径：一是保护农民权益。城镇化中最容易伤害农民利益。如果城镇化带来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这样的城镇化是得不到农民支持的。二是解决进城农民就业问题。有的地方征用了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给了一笔补偿金，但农民没有城市工作技能，只能坐吃山空，不能在城里稳定居住下来。三是改革户籍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让农民工率先在中小城市市民化。由于户籍制度以及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的原因，大部分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产能，却没有产生有效的需求。未来的发展需要通过户籍制度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农民市民化”。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对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实行不同的政策。四是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等所有公共服务产品。

　　二、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进城镇化，注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开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空间形态开始由单体型城市向都市圈、城市群等组合城市形态转换。当前，我国城镇发展中普遍存在着大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不明显、中小城镇发展无序的问题，表现在大城市领导力和带动力明显不够，没有形成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辐射源，加重了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矛盾。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点”，是一个核心，其它周边城镇则是拱卫中心城市的重要基础，大城市与周边城镇是相互联系、唇齿相依的共生关系。近年来，国家批准了一大批区域发展规划，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统筹城乡试验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都是以特大城市、大中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因此，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必须以城市群的发展为判断基准，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把城市群对国家基础实力的贡献，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推进和加快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

　　三、以发展中小城市为突破口推进城镇化，实现市镇体制创新

　　市镇体制创新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截至2009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6.6%，拥有6.2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如果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5%—60%，这意味着今后10年城镇要多容纳2亿多人口，城镇化速度至少每年增长0.8—1个百分点，每年有1000多万人要进城，仅靠现有的655个市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选择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经济聚集程度较高、人口相对集中、公共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通过市镇体制改革与创新，适度发展中小城市和特大型乡镇，承接现有城市地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后转移的产业，承接城镇化进程中转移的农村人口，逐步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和人口密集区，促进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统筹发展、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