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的供需平衡是能源安全的核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但限于基本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能源消费总量由2000年的不到14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11年的34.8亿吨标准煤，最近10年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8.3%，是改革开放初期20年平均增长速度的1.8倍。能源需求规模的迅速攀升，使资源和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现，能源安全面临更大挑战。通过提高能效改善供需平衡，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是当前我国能源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资源短缺矛盾突出，提高能效是破解能源安全风险的根本出路

　　首先，从化石能源资源看，我国化石能源储采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消费总量快速增长，长期稳定可持续供应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2010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剩余探明可采储量分别为20亿吨、2.8万亿立方米和1145亿吨，储采比分别为9.9年、29年和35年，而世界平均储采比分别为46.2年、58.6年和118年。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我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仅为1.5吨、2097立方米和85吨，远低于28吨、27440立方米和126吨的世界平均水平，供应压力进一步增大。

　　其次，从可再生能源、核电等非化石能源看，我国非化石能源发展迅速，但近期能形成的供应能力有限，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态势难以改变。我国技术上可开发的水电装机容量为5.4亿千瓦，经济上可开发的水电站装机容量为4亿千瓦，但地域分布极不均匀，西部多，东部少，西部12个省区市占全国水能资源的82%，其中西藏、四川和云南占64%。现在未开发的水力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分水电需要长距离外输。此外，水电开发还面临着库区移民和环境影响问题等方面的挑战。我国风能资源分布较广，风电开发资源有保障，但风电是非连续电源，目前已有的风电场平均折合满功利用时间多数达不到2000小时，对电网运行和以风电为主的输电线路运行的稳定性形成了很大的挑战，同时系统效率的下降还将拖累同一电网内的其他电源的效率水平。风电的经济性和电网接入条件的制约构成了风电发展的现实制约条件。太阳能发电也是一种非连续电源，能否有实质性的能源贡献，一方面要求太阳能发电技术在经济性方面尽快突破；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大规模太阳能发电并网或分布式应用技术问题。我国生物质能源可以实际利用的资源数量，尽管还有一些增长空间，但生物质能发电在生物质能源资源可获得性和经济可供性双重约束下，发展规模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核电是重要的一次电力，是目前为止能源消费大国最重要的替代能源，但核电发展规模受到多方面制约，包括铀资源的可供性，安全可靠的核电技术的可应用性，以及核电建设规模和速度可以达到的水平。综合以上分析，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按供应能力估计可以达到约7.3亿吨标准煤，其中：水电3.4亿吨标准煤，核电2亿吨标准煤，风电0.8亿吨标准煤，太阳能发电0.1亿吨标准煤，其他可再生能源利用约1亿吨标准煤。与50亿吨标准煤的总需求预期相比，化石能源为主的供应格局难以撼动。

　　再次，更为严峻的是，我国上述资源约束趋紧状态是在人均消耗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未来需求仍将持续增长，资源短期矛盾将日益加大。我国人均资源消费水平低，未来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更多资源，资源保障面临更大压力。根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09年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1.70吨标准油，与美国（7.03吨标准油）、德国（3.89吨标准油）、日本（3.71吨标准油）和OECD国家平均水平（4.28吨标准油）相比存在很大差距。最近10年，我国能源消费增加了18亿吨标准煤；未来10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还将持续增长，即使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调控，预计2020年能源消费量将突破50亿吨标准煤，其中石油约6亿吨，天然气3000亿立方米，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合计约7.5亿吨标准煤，其余需求增量只能依靠增加煤炭产量来满足。目前，我国煤炭产量已超过32亿吨，未来继续扩大产量面临生态环境破坏加剧、开采成本增加和运输负荷加大的制约；而石油消费如果达到6亿吨，意味着2/3的石油供应依赖国外，能源安全风险加大。

　　二、环境问题成为影响能源发展的重大因素，提高能效是降低能源安全风险的有效途径

　　经过不懈努力，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深化，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是，我国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发展冲动带来的生态保护压力依然较大，能源的开采、运输、加工转换和终端使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我国以拼资源拼生态的方式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全国近60亿亩草原，8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现有沙化土地面积173万平方公里；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水、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重金属等污染持续增加，其中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2010年年底，七大水系国控监测断面中劣五类水质比例为16.4%；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中劣五类占38.5%，中度和重度富营养占11.5%；近岸海域中四类、劣四类占23.2%。地级以上城市中空气质量未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为18.3%；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3；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污灌区等土壤污染严重。目前我国有近3亿农村人口喝不上安全的饮用水，有9000多万城镇人口集中饮用水源地不达标，有1/3城市人口居住在劣于二级的空气中，部分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

　　为保护生态环境，就必然要对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规模及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际竞争格局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与其他能源品种相比较，煤炭的生产和使用会造成更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以煤炭为例，每挖一吨煤要损耗2.5吨水，一个煤炭资源省份每年因挖煤而损耗的水资源在10亿吨以上，因采煤对水资源的破坏面积可达2万平方公里，而现有的水资源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大量的煤矸石堆放经雨淋后形成的酸性水渗入地下水系，严重污染地下水资源。从全国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看，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于煤炭燃烧，环保部门因此提出了限制区域煤炭消费总量的要求，对能源结构优化和能源稳定、可靠、可支付地供应带来更大挑战。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日趋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对我国能源安全供应的挑战比其他国家都要大。

　　此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能源安全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我国碳强度实现了显著降低，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迅速， 2009年我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达75亿吨，约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4%，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排放年均增长6%，高出世界平均增速1倍多。人均排放量也不断攀升，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最近5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了18亿吨，占全球增量的60%以上，2009年我国人均排放量达到5.65吨，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2%，已接近欧盟人均排放水平。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要求，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将呈继续增长的态势。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20年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已超过发达国家，特别是我国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的增速更快，国际社会对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要求和期待不断上升，“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人人均等排放空间等原则不断受到冲击，国际社会就全球温升上限目标设定为2度已达成共识，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的减排被新兴经济体的增排所抵消为由，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担减排义务，我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2012年之后的国际气候制度谈判中面临的压力日益加大。尽管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我国政府在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但国际社会依然紧追不放，进一步提出了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国内减排行动的要求，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三、资源争夺是大国博弈永恒的主题，提高能效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降低能源安全风险的必由之路

　　17世纪人类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后，在享受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极大地加快了对资源的消耗速度，资源安全重要性上升。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我国与西方国家及周边国家摩擦增多，透露出外部世界对我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美国已经开始调整资源安全战略，以提高能源自给率为目标，大力开发页岩气等替代能源。2010年美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降至45%，比2005年的60%大幅下降，最近5年在GDP增长20%的情况下，能源消费总量反而下降了3%，石油消费下降了10.6%。美国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挑起我国南海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并通过在北非、中东和里海地区发动石油战争和“颜色革命”，加紧布局控制全球重要油气资源产地，包抄我国石油、天然气进口的海上和陆上运输通道，对我国海外能源投资权益构成现实威胁。同时石油战争推高油价将使我国进口石油付出更大代价。

　　综合以上分析，提高能效已成为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确保我国能源安全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之路，通过技术进步、优化结构和加强管理使经济系统能效提升形成的节能量是最“绿色”的能源。这个基本判断已经在“十一五”期间得到验证。“十一五”时期，我国设定了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节能目标，并以目标责任制的方式分解落实到各个地区，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实施十大节能工程和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强有力措施，实现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节约能源6.3亿吨标准煤，扭转了“十五”末期出现的单位GDP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上升的势头。“十二五”时期我国继续实施节能减排的政策。事实上，我国已经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提高能效作为其中的核心内容将会得到长期实施，从当前和今后看，提高能效都是能源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