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丁忧”和“终养”是清代官员重要的休假制度，两者的建立都与孝道有关。“丁忧”主要指双亲亡故后官员回籍守孝，“终养”主要指父母年高体衰时官员回籍赡养。但在这些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巧借名目逃避“丁忧”“终养”，或借此规避不好职位的现象。针对这些弊端，清朝进行了防范和整饬，以整肃官场风气。
清代政府以丁忧为名来调节官员任期，但是也存在缩短服丧期或特许不丁忧的情况
“丁忧”又称“丁艰”，意为遭逢父母丧事，回籍守孝。儒家历来主张以孝治天下，为了表达对父母的恭敬，在丧期有不可娱乐、宴会、生育等禁忌。汉代以后，多朝皆以法律形式管束丁忧期间的不孝行为，文武官员丁忧离任守孝制度应运而生。按清制，父母、养父母、继父母等亡故均丁忧。丁忧本由儿子承担，如果儿子已故，则由孙子承担，儿孙皆故，则由重孙承担，这就是“承重”，意为“承受丧祭与宗庙的重任”。“丁承重忧”不出三代，曾祖父母以上则无“承重”义务。凡为父系(父、祖父、曾祖父)丁忧称“丁外艰”，为母系(母、祖母、曾祖母)丁忧称“丁内艰”，这些称呼源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清制规定丁忧守孝为27个月，即三年守孝。但旗人(满洲、蒙古和汉军)例外，实际离职丁忧仅百日，丁忧百日后到京城署职领俸，等到27个月后再正式铨选任职。
清代武官丁忧假制实行较晚。清初，由于武将离职于皇权不利，而且离职丁忧产生的停薪也不是动乱时代安定武人的良策，所以大约在康熙平定“三藩”之后，才开始实行武将丁忧制度。安徽南陵人孙斌，武进士出身，因平定耿精忠叛乱身负重伤，康熙十六年(1677)优叙，后升为川东夔关副将，闻继母去世，请求解任丁忧，“诏特许之”。史学界认为，这是武将丁忧开始的标志。雍正元年(1723)定例武职参将以下官员丁忧均不准给假。清代武官，特别是下级武官丁忧守制并不常行，只是“给假丧葬，假满仍回本任，素服办事”。可见丁忧主要适用于文官，武官丁忧并不常见。
清代丁忧托孝道之名，实际上是借此缩短官员的任期，促进官员的更替。官员丁忧即须离任，服满后另补新缺，这样有利于缩短其任期，加快人员流动。由于军政大事的特殊需要，官员往往可以“移孝作忠”，也就是缩短服丧期或特许不丁忧，此谓“夺情”，又称“在任守制”。“夺情”适用于有重任在身的高级官员，如雍正朝大学士朱轼经办直隶地区“营田水利”，雍正以“左右匡弼需人”，丁忧时将其“夺情”留任，但“准其素服，凡朝会宴飨及应穿补服之处，俱不必到，俾伊得尽人子之心，以展孝思”。嘉庆时江苏按察使廖鸿藻本需丁母忧，但因运河重要水利工程高堰溃坝修筑事务，丧期仍在任督修。不过，皇帝“夺情”有时也会遭到否决，如山东诸城人窦光鼐在河南学政任上丁忧归，服丧一年后乾隆以南书房缺人为由，命山东巡抚传旨补用窦光鼐，光鼐以“在衰绖中，不敢奉诏”回应，乾隆“闻而韪之”。
高层官员的“夺情”有时还牵涉到党争问题。如康熙时代的“理学名臣”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因平“三藩”献策出力而官运亨通，康熙三十三年(1695)出任兵部侍郎兼提督顺天学政，该年母丧遭康熙“夺情”，李光地改请假九个月回里治丧，亦未准。李光地以笃行理学自许，但在守孝问题上有悖儒家伦理，反对派据此弹劾他“贪恋苟且”“诡随狡诈”。因此事牵连甚广，最后康熙令李光地解任，但不准回籍，仍在京守制。
事务急需时，下层官员也会被“夺情”。如康熙六十年(1721)特旨：“陕西正值军机之际，官员或有承办钱粮紧要事件，遇丁忧之事，令其丁忧以致误事。嗣后陕西地方，道员以下知县以上，有丁忧者俱令在任守制。”雍正时期在任守制者较多，主要原因是厉行反腐，大力整饬吏治，被撤职的官员不少，因此急需管理人员。雍正四年(1726)特谕：“果系有为有守之员……设遇丁艰事故，揆其情理，如非孤子，或亦可在任守制，给假数月，俾得尽其子道，然后赴任。”然而，这一政策也为徇私“夺情”开了绿灯。乾隆即位时特谕：“今之仕宦，近者有数百千里，含敛不知，宅兆未卜，而宴然于官所，情能自已乎?往者道府以上要员，间有督抚保题，在任守制，而特旨从之者，其后遂习为故常，并及州县微员。其中有平日督抚所亲信而欲留者，有竟自愿留者，有多方营求以得之者，而不得者且用为耻。”乾隆初政时不得不刹住这股风气，严肃丁忧制度。
清末新政以后，丁忧制度逐渐废弛
有一些满腹经纶的“假道学”，他们会想方设法被“夺情”，这种风气在晚清时期愈演愈烈。同治朝御史汪朝棨奏称：“近来外省道府州县及随营人员，一经闻讣，往往百计营求为夺情之举。”因军务急需，不少丁忧人员被夺情任职，但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后此风未息，时人建议：“除带兵人员实系防剿吃紧仍准由各省督抚奏请夺情外，其余随营粮台文案各员，及并非军务省分之道府以下各官，该督抚不得概行奏留。”
清末新政以后，丁忧制度逐渐废弛。汉人多援满制，擅自减缩丁忧期限，或根本不报丧。时任陆军部右丞的广东三水进士梁士诒，邮传部参议、广东番禺举人许秉琦，都没有遵制丁忧，而这些职务又并非难以离任。“自数人作俑之后，讳员调部者日益加多，其己任部事者，闻丧乞假一月，假满仍入署支领薪金，䩄然莫知为怪。”安徽东至人、长芦盐运使周学熙丁母忧，官缺已开，准备停职，“闻有荐其名于朝者，即入京赴部投名考验”。周学熙父亲周馥是两江总督，御史胡思敬慨叹，“本世臣也，而悖礼若是，他更何尤”。为顺应世情，光绪三十三年(1907)，陆军部奏请“改汉员离任守制”，但遭到礼部否决，礼部坚持传统政治的道德底线，辩说“三代圣王教化之事，其仅存于今日者，惟服制而已”。
清朝统治者最忌在籍官绅干扰地方统治秩序，因而对丁忧乡居的官员的社会活动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丧服未阕，辄易衣冠、拜官长、与燕会者，罪之”。乾隆二年(1737)详例规定：“丁忧官员回籍守制，除因丧事与人往来外，如有亲赴省城，更易服色，干谒地方官，并送礼赴席者，指名题参，将该员于补官日降三级调用。”但严格按照规定丁忧尽丧礼的人很少。丁忧离职后须再补官，为求好官位，一些官员丁忧时期逗留任职地省府钻营请托，嘉庆命将此辈“驱逐出省”“以杜奔竞”。
然而，因封建官僚制度的局限性，这种风气不可能得到根除。顺治时礼科给事中杨栖鹗丁忧不回籍守制，而侨寓苏州，竟被革职驱逐回籍。康熙初年，湖北景陵人谭篆由侍讲丁母忧，“庐墓三载”;福建侯官人林文英官知府，“丁内外艰苫块柩旁，三年茹素”，可见清初制度之严格。但到清末，丁忧制度就形同虚设了。道光帝感叹：“近日丁忧官员多不回籍守制，每借口营葬无资，向督抚大吏干谒求助，各省皆然，而有洋商盐商地方尤甚。非授意属吏，即勒派商人，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到光绪末年，还出现了丁忧京官滞留部堂钻营的现象。
清代对官员“终养”问题的管理
“终养”指辞官回籍奉养孝敬年老父母或祖父母。与丁忧类似，“终养”也是为弘扬孝道。康熙三年(1664)规定，汉族官员终养的条例为：“父母年七十以上，其子均出仕在外，户内别无次丁者。或有兄弟笃疾，不能侍奉者。或母老虽有兄弟，而同父异母者。皆准回籍终养。其父母年至八十以上，虽家有次丁，愿归养者听。均不拘历俸三年之限。”可见，父母年七十以上的独子须回籍孝养。
乾隆二年(1737)出台了“亲老改补近地”的规定，即官员如果签掣远离祖籍地任职，不便照顾年老父母，可以改选邻近省份任职，以便孝敬父母，不必终养。如安徽休宁人吴之珩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补直隶龙门知县，因亲老改补近省江西弋阳知县。乾隆七年(1742)规定，凡亲老改补近省的官员，其应补的远省缺位还一直保留，等老人去世后，终养和丁忧都结束，再补保留的远省官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借口终养而逃避远省任职。
因有这些规定，在乾隆之后，亲老改补近省任职的事例逐渐增多。府学和州县学学正、教授、训导等地方教育类官员大多在本省任职，因回故里探望亲老比较方便，无需终养。嘉庆五年(1800)规定，这类官员“愿终养者，仍听其便”，但教职终养事例很少见。甚至还有京官因赡养亲老而改就本省教职的事例，如贵州贵筑人周际岐，由内阁中书改就本省遵义府教授，以就近孝敬父母。还有一种情况是“迎养”，即接年岁高的父母到任职地赡养，但这不是终养制度鼓励的做法。如浙江仁和人沈廷芳，由道员升任山东按察使。来京陛见时，乾隆询知其母已过八旬，沈廷芳请示愿将母“迎养”，即接到山东任所孝敬。乾隆骂他恋职不孝，让老母“舟车跋涉，去就水土不服之乡”。
与丁忧相似，有要任在身的官员也不得终养，须“移孝作忠”。嘉庆五年(1800)规定，“内外大小各员，凡派委兵差军营办事，及有经手未清紧要事件者，无论父母年至七十八十以上，该员是否独子，均不准其终养”。晚清不准终养的事例较为多见。
但是，也有不少官员因恋职不愿终养。乾隆五十年(1785)对官员终养问题出台强制性规定：“凡亲年八十以上，及独子之亲年七十以上者，停其铨选。在籍候补候选佐杂，已经取有赴补赴选文结投部者，应俟得缺后封发文凭到省时，该督抚查明该员父母年岁，及是否独子。如亲年系八十以上，及独子之亲年七十以上者，即行咨部开缺另选。其未经取有文结到部者，均令该督抚将该员父母年岁，及是否独子之处，于选补文结内，详细声明咨部，以便查核办理。”这一规定在选官环节上就强制终养，可能与乾隆时期选官压力大、候选队伍庞大有关。有些官员将老人接到办公地点赡养，也一概“停其升转”，扶老回籍。这一强制性规定在嘉庆五年(1800)稍有变更，规定“汉官父母年届八十以上，而有同胞兄弟出仕在外，其父母业经就养兄弟任所，不必概令诸子弃职终养”。
鉴于终养比丁忧可操控性强，不少官员往往借终养逃避边远、艰苦、繁难等不满意的差职。顺治三年(1646)，甘肃巡抚黄图安疏请终养，竟以“西陲多事”“借端规卸”被革职。为防止官员借终养之名离职另补，雍正五年(1727)规定，在任官员至少历俸三年，“政务并无怠忽，仓谷钱粮并无亏空”，才准终养。乾隆有时也体恤任职边疆者的终养问题。如周彬由直隶通永道调补甘肃平庆道时，因母年已八十二，“调任平庆，地处极边，难以迎养”，请求回籍终养，直隶总督高斌认为其规避新任，建议吏部议处，但还是得到乾隆宽免。
为防止规避差缺求好缺，官员终养“例取同乡同城官印结方准办理”。但到了清末，申请终养开始变得随意，“竟有因员缺瘠苦，或经手事件艰难，藉词规避”。为严肃制度，道光十四年(1834)规定：“嗣后京外实缺人员，无论何项请假开缺，著该管上司详查确实。并责成出结官出具并无规避营私甘结，方准开缺。”因逃避责任而申请终养更不许可。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川川东道任锡汾因“办理案件贻误地方”而停职，谕令送部引见。此时任锡汾请求终养以躲避责问，“实属有意取巧”，被革职。
不少人官运亨通时不言终养，禄位稍逊时则借终养而离职。对此，乾隆批判道，“往往进则托名于受恩深重，不敢言去。而退则以本欲陈情，奈非圣意，不得自遂为辞”，并数落了浙江钱塘人梁诗正等一批人。梁诗正任户部尚书数年并未提及终养，调任兵部尚书后“乃有去志”，而“以冢卿协理阁务”后“复恋职如前”。乾隆南巡经浙江时，见其父“衰惫失明”，而梁诗正仅假归探望，便立即赴任。乾隆“令其请告以全名节”，赶他回籍终养。因皇帝指责，不少官员主动请准回籍终养，然后由乾隆决定去留，以示皇帝的恩惠和尊严。
终养有时也反映出退避官场的倾向，终养后再任职的事例较少。有的人因官场不利而请终养，如乾隆初年山西忻州人崔嶫，官刑部郎中，因公挂误，终养父归里主讲书院。广西北流人李治泰，乾隆末年任江苏盐城知县兼署扬州府同知，终养归掌教书院。或因刚正不屈而退，如光绪朝浙江仁和人王同，官刑部主事，“以谳狱有诬，不肯具状词，拂然乞养归”。或因降级而退离官场，如嘉庆朝江苏上元任蔡世松，官太仆寺卿，降级后养归，主讲钟山、尊经两书院。朝官特别是翰林院清闲官员终养退职倾向明显大于地方官，他们退后主要的去向是书院讲学，因教书的报酬往往高于闲职京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