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生产运动

　　延安时期，尽管战事频繁，但我们党仍然给予民生问题应有的重视，并善于和勇于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现民生问题，教育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索取”与“给予”的关系，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一系列民生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成绩，为凝聚党心民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党心民心的凝聚又反过来对党最终赢得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和建立新中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勇于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发现民生问题

　　人民的愿望是党不懈追求的目标，而人民的呼声则是党了解民意和体察民情的重要窗口之一。延安时期，党和边区政府十分勇于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和呼声之中发现问题、了解问题。因为这样做，最能从人民群众中得到真实的情况，也最有利于根据这些真实的情况制定出最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方针路线与政策。

　　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人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这一年，不仅自然灾害频发，而且国民党政府也停止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拨款。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党和边区政府在无奈之下只好决定以向农民征粮的方式来解决当时遇到的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征粮数量有限，1940年征收的公粮供应到1941年的春天，就已经捉襟见肘了。随后，各地普遍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几次向老百姓借粮，以期能够渡过暂时的难关。到了1942年，情况就更加严峻了。因为这一年，既要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量又要归还1941年向老百姓的所借之粮。这样，党和边区政府又作出了再向老百姓加倍征粮的决定。这一决定一经公布，就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反对。

　　随后，毛泽东要求党和边区政府一定要从人民群众的议论声中去反思我们的有关政策。他指出，党和边区政府只有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许多议论里或者闲话里，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因为人民群众之中的许多闲话“是没有恶意的”，即使有恶意也要听一听。他以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为例，来说明倾听老百姓的议论或者呼声的极端重要性。

　　据此，毛泽东认为，党和边区政府必须开始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他指出，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召开，党由于更多地关注军事斗争工作，所以，全党上下并“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在他看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是肯定不行的。为此，全党今后除了认真做好军事工作之外，还要认真做好经济工作，“不然雷公要打死人”的。他告诫全党同志，在延安人民的眼里，我们共产党尽管很好，他们也十分尊敬我们，但是我们却实实在在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正是在这样反思的基础之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运动。由此老百姓交的公粮减少了，吃公饭的人数也减少了，老百姓满意了，党政军民的心也齐了，大家同心同德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困难问题。

　　教育党员干部正确认识“索取”与“给予”的关系

　　在一切存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之中，统治阶级只知道向人民“索取”而不知道对人民“给予”。然而中国共产党则不同，由于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所以，她十分重视正确认识和处理“给予”和“索取”之间辩证关系的问题。

　　延安时期，党在一段时期内曾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是边区人民帮助党克服了这种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其一，边区人民贡献了大量公粮。1940年边区人民贡献出来了9万担公粮，1941年边区人民贡献出来了20万担公粮，1942年边区人民贡献出来了16万担公粮，从而保证了人民军队和党与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吃饭需求。其二，边区人民积极响应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踊跃参加了运送公盐的活动，从而保证了边区军民的吃盐需求，并促进了边区经贸业的发展。此外，边区人民还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购买了500多万元的公债等等。对于边区人民本来就不富裕的日常生活来说，这些都是不小的负担。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的帮助。党和边区政府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也必须“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否则，是难以支撑长期战争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消耗的需要的。

　　面对边区的经济困难和边区人民日益增加的粮食负担，党和边区政府一方面积极领导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又积极在军队机关学校等系统开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运动，并十分“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特别是通过军队机关学校等系统开展的生产自救，大大提高了这些机关与团体部门的生活自给，不仅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他们自身的生活，而且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财政上的直接支出，使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据有关资料统计，1943-1945年，边直15个单位有如下各种生产成效：农场种地40079亩，菜园种菜1718亩，拥有豆腐坊8个、磨坊9个、挂面坊2个、粉坊5个、木工铺4个、染坊2个、铁铺5个、毡坊2个、炭窑3个、工厂2个、商店38个，烧木炭722829斤。中直系统，经营的种类更多，成绩也更大。生产成绩最大的还是部队，部队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绩最好，1944年共生产细粮2万石，除自食以外，还向政府交纳公粮。这是党和边区政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能够坚持下来的前提条件。由于人民军队在作战之余还能够做到生活基本必需品供应上的自给自足，这就无疑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赋税负担。这样，人民负担减轻了，民力得到了休养，人民对于党和边区政府也就更加信任。

　　毛泽东还批评有些组织或者干部“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任何组织或者任何个人对于人民所说的“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只有脚踏实地并真心实意地“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人民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真心实意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

　　党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始终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解决人民群众实际困难的日常行动之上。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这为党从各个方面思考与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有利的政治条件。

　　解决边区人民“财旺人不旺”的问题。延安时期的中后期，陕甘宁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和其它方面的努力，经济上遇到的困难被极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以前相比较也有了较大程度上的改善，对此，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十分满意的。所以，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之时，他曾经询问这些劳动模范在生活之中还有什么困难，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代表们告诉他：“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毛泽东听了这些话，深感这个问题的重大。对此，他一方面指派专人查询导致“人不旺”的根本原因所在，从中了解到是边区老百姓生活习惯的缘故;另一方面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卫生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区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希望以此方式和办法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们“财旺人不旺”的问题。

　　解决边区人民“交通道路”的问题。陕北地区由于受其地形地貌的影响，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十分不便。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以前，这里既没有修过铁路，也没有修过像样的公路。人车只能行走在用土或小碎石铺就的所谓土路之上。这种土路，一遇到下雨天，不是滑坡就是塌方，行走非常不便。有时人畜走在其上，还会造成所带财物损失或人畜伤亡，十分危险。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以后，党和边区政府为了改变边区军民的出行和货物运输的状况，决定大力开展交通道路的建设工作。尤其在边区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之后，更加认识到发展交通道路的必要性。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1938年，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约32公里的大车路;1939年，修通了安塞至石头及茶房川的大车路;1940年，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和延安至庆阳与西华池的大约330公里的大车路;1941年，分别修通了延安至定庆、庆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大约1000公里的大车路。这在战事十分频繁和紧张的条件之下确属不易。边区交通道路的大发展，既方便了边区内外军民的出行，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边区军民的生活需要，更“减轻了牲口的损失，缩短了运输时间，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运输事业的发展。边区道路的逐年改善，不仅加强了边区内部的经济联系，而且方便了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往来。抗战以来，海盐断绝，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对于食盐的需要大增。边区的交通建设，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盐的状况，还刺激了煤炭、石油等能源的开采和利用，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解决边区人民“社会治安”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边区境内，一方面有一些不顾大局之徒利用或明或暗的各种手段，不是逼迫农民交出已经取得的权益，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试图破坏业已建立起来的各级各类组织，不是充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暗探，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另一方面个别地区在个别时段匪患还十分猖獗，他们“武装侵入边区，逮捕边区人民，或借口索取废租废债，而实行掳人勒赎，或借口编组保甲为名进行推翻抗日民主政权，或借名义组织非法团体，广收流氓威吓农民，秘密检查行人，藉资留难商旅，或假提倡教育为名，实行捏造谣言，混淆听闻”，甚至枪杀抗日军人家属、退伍军人、爱国志士、政府工作人员等，以及抢掠合作社、破坏国防交通，勾结少数抗日部队哗变，充当汉奸特务等。对于这些危害边区“社会治安”的问题，党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治理或者铲除。首先，党和边区政府以“不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为指导思想，对打击和清剿土匪的方针、计划、措施、战术等作出了十分详细的部署和细致周到的安排，经过几次沉重的打击之后，基本上解除了边区境内匪患对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其次，在对待汉奸敌特分子问题上，党和边区政府既提高了边区军民对汉奸敌特分子的盘查、警戒、检举和捉拿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汉奸敌特分子没有任何可乘之机，又有效地遏制住了汉奸敌特分子对边区军民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