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3年，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标志着满族(女真)的兴起。在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带领下，在统一建州、平定海西后，以七大恨反明，通过萨尔浒等一系列战役大胜明军，并在统一东北地区之后，剑锋直指中原。在入关前的61年中，只有数十万人的弱小满族(女真)通过创设八旗制度，大大提高了组织、动员能力;积极学习汉族文化和蒙古族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快速进步;善于妥善解决内部争斗，大大增强了凝聚力，快速完成了民族发育。在本民族内部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区域性的多民族统一，从而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跃而起成为一支与庞大的明朝相对抗的力量。

　　较成功地处理满汉关系与多民族关系

　　在满族完成民族发育的同时，我国境内的五十多个民族也基本实现了各自的民族发育，并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这就为清军入关、实现全国性多民族统一和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了条件。同时，清朝所开启的统一进程又是与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紧密交织和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复杂的民族关系中，最主要的是两对关系，一是满族与汉族的关系，二是满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

　　作为长期居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汉族，与以少临众的满族相比，不仅在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而且传统的华夷之别观念根深蒂固，民族差异十分巨大。在汉族眼里，满族既是异族更是夷狄，而汉族才是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这就决定了清初的满汉冲突必然是以残酷的战争作为开场。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曾实施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法等野蛮弊政，给汉族等造成巨大灾难，并残暴镇压反抗的汉族民众，甚至出现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大屠杀。但在干戈渐息、天下初定后，逐渐调整民族政策，并做出沿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道统统一和统治全国的历史选择。清朝统治者积极学习和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文化，尊重和维持汉族地区原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中国传统社会继续沿着固有的方向不断发展。

　　在政治权力分配和任官制度上，建立满汉复职任官制度，内阁大臣和六部及院、寺堂官均以满官领之并设汉官，既平衡满汉权力，又使大权归于满族。通过选举制度笼络和联合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将科举入仕的汉族士绅纳入统治集团，并与之结成政治联盟和利益同盟。在意识形态和文教政策上，大力推行稽古右文、崇儒重道，缩小民族隔阂，减少文化冲突，构建满汉民族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和政治文化认同。清朝的这些汉族政策虽然具有时代、阶级和民族的局限，难以实行真正的民族平等，但确实顺应了历史潮流和人民期望，取得了丰硕成果。

　　满族长期浸淫于汉族文化，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字等方面逐渐汉化，汉文化也受到满族等其他民族文化的滋养而更加发展。到清朝中叶以后，满汉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满汉文化逐渐得到了满族和汉族人民的双向认同，民族敌视和对抗渐趋缓和，民族团结和融合成为社会主流，大大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

　　在清代，数十个少数民族生活栖息在半数以上国土的边疆地区，是稳定和巩固边疆的最主要力量。有鉴于明末九边烽火连天的历史教训，清朝统治者极为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清朝号称中外一体、天下一家，按照“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方针，正视民族差别、尊重文化差异，贯彻礼法并用，实施恩威并举。在中央设置和完善理藩院，总理蒙古、西藏和回部等少数民族事务。面对不同地区、针对不同民族因俗立法、因时制律，清朝民族法条数量众多、领域广泛、成效显著。通过驻军、屯田、改土归流等措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比历代王朝更加直接而有效的管理，努力实现声闻四达、政令畅通。

　　实现了初步的多元一体格局

　　清朝统治者的这些正确措施，不仅大大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大大推动了全国各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时间的杂居共处中，彼此学习、共同进步，联系日益紧密，交往日益频繁，在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和国家认同等方面日益接近，满汉等各族人民从民族偏见和对抗中摆脱出来，不断推动着民族大融合，共同缔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

　　历史表明，中国的民族融合与中国的统一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古代中国统一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中国统一历史格局的形成与中国历史上古代民族的多次迁移及民族间的频繁往来和长期融合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诸多民族经过不断的接触、混杂和融合，逐渐形成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统一体。特别是在清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正确而可行的政策，对边疆地区实行有效的管辖，大批汉族和其他中原民族流向边疆，部分边疆民族内迁，都极大地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