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充分展现了“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对于涉及的各项政务，都“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在参考历朝史实及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丘濬以这种方式编纂此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以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
在儒家思想传播过程中，《大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撰。至宋代，理学家把《大学》以及《礼记》中另一篇，即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撰的《中庸》，拿出来独立成书，与《论语》《孟子》并称“四书”，成为学习儒家思想的经典读本。
理学大师朱熹对《大学》文本进行了重新编排，并撰写《大学章句》对其进行注释和阐发。他将《大学》视为儒学的基础和框架，反复强调阅读儒家经典应从此书入门：“先通《大学》，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的确，《大学》以不足2000字的篇幅，完整展示了儒家思想的基本体系，这就是“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将《大学》要义贯彻到治国理政乃至人伦日用之中，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编纂了《大学衍义》一书，“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己意发明之”。此书颇受帝王称许，元武宗甚至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大学衍义》非常重视，“命大书揭之殿两壁”，以便省览。明成祖朱棣还特地撰写一篇《大学衍义赞文》，以示尊崇。此后历代皇帝皆将此书列为经筵讲读的重要教材。但到明代中叶，有位学者认为此书还不够完备，于是“竭平生之精力”，对其进行大规模增补，最终完成一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皇皇巨著。这位学者就是丘濬，这部巨著就是《大学衍义补》。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广东琼山县(今海南省琼山市)人。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但却聪颖好学，“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丘濬“少有志用世，于凡天下户口、边塞、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谓一旦出而见售于时，随所任使，庶几有以藉手致用”。但景泰五年(1454年)考中进士后，丘濬长期任职于翰林院和国子监，“六转官阶，皆司文墨，莫试莅政临民之具，徒怀爱君忧国之心”。既然“平生所学，竟不得一施为者”，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彷徨，丘濬决定把自己的经世才略托之著述，进献皇帝，以间接实现治国理政的目的。从成化十五年(1479年)开始，耗时将近十年，《大学衍义补》始克成书。《大学衍义》只有43卷，而《大学衍义补》多达164卷(包括目录3卷、补真氏前书1卷、正文160卷)，在篇幅上超出甚多。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洋溢着浓郁的经世情怀和致用精神。
首先，从编纂宗旨看，《大学衍义》重点在“体”，而《大学衍义补》重点在“用”，堪称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开篇之作。
如上所述，《大学》所列条目有八，但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却到齐家即止，并未对治国和平天下进行阐释。这其实是真德秀有意而为。因为在他看来，“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体”，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用”，只要掌握了“体”并能做好齐家，“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但在丘濬看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八条目”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缺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则不足以成其用之大”。所以丘濬所撰《大学衍义补》，重点完全放在“用”上。他自己曾向皇帝阐述两书宗旨之不同：“前书主于理，而不出乎身家之外，故其所衍之义大而简;臣之此书主于事，而有以包乎天地之大，故所衍之义细而详。”他还谈到《大学衍义》“主于知”，而《大学衍义补》“主于行”，认为两书可以互补：“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焉。”正因如此，在明末陈仁锡所辑《经世八编类纂》中，《大学衍义补》被列在首位。近人谈及明清实学思潮，多将丘濬视为开拓者。
其次，从编纂体例看，《大学衍义补》纲举目张，巨细靡遗，堪称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
真德秀《大学衍义》于“诚意正心之要”，立为“崇敬畏”“戒逸欲”二目，丘濬认为防微杜渐更加重要，遂补写“审几微”1卷，置于《大学衍义补》卷首。《大学衍义补》正文共160卷，则全部用来阐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160卷又分为12目，下含119个子目。12目分别是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每个目下包含的子目则数量不等。比如“正朝廷”下，先是“总论朝廷之政”，然后分别论述“正纲纪之常”“定名分之等”“公赏罚之施”“谨号令之颁”“广陈言之路”等，涉及君主治理国家的各种原则的技术;再如“固邦本”下，先是“总论固本之道”，然后分别论述“蕃民之生”“制民之产”“重民之事”“宽民之力”“愍民之穷”“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择民之长”“分民之牧”“询民之瘼”等，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安民富民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可以说，《大学衍义补》以纲举目张的体例，巨细靡遗的内容，讨论了当时治国理政的所有重要问题，所以丘濬自己评价说：“宫阙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边鄙之情状;草泽幽遐，不履城堙，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务。”此书的宏大规模和详备内容，受到后世高度评价，《中国大百科全书》指出：“《大学衍义补》所涉及范围之广和数量之多，为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所少有。”
再次，从具体内容看，《大学衍义补》酌古准今，对症下药，堪称是一部纠弊补偏的救时良方。
丘濬博极群书，《大学衍义补》充分展现了“通古今之变”的意识，对于涉及的各项政务，都“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在参考历朝史实及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明神宗下令重刊此书，在御制序中称其“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政治”，殆非虚言。丘濬以这种方式编纂此书，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博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治国方略，以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以官员考核为例，《大学衍义补》中“正百官·严考课之法”，汇辑了从先秦到宋代的考课方法及相关议论，并通过按语形式发表自己的见解。丘濬对当时“辄凭巡按御史开具揭帖以进退天下庶僚，不复稽其实绩”的做法提出批评，主张“先委之长吏，然后以达大臣，必须按验得失，然后上闻，以凭黜陟，则吏之臧否咸当其实，而人知所劝惩也”。这种批评切中时弊，所提建议也很有针对性。丘濬自己曾以医书作比喻，认为《大学衍义》相当于“黄帝之《素问》，越人之《难经》”，而《大学衍义补》相当于“张仲景《金匮》之论，孙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已其疾，唯所用之何如也”。明末清初学者钱谦益也以药方比喻此书：“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是书固方哉!”现代有学者谓此书“是一本全面的公共行政指南”，的确抓住了其突出特点。
《大学衍义补》问世后，明清时代曾多次刊刻。因其卷帙浩繁，为便于研习实施，有些学者还予以删节或撮要，如凌迪知《大学衍义补精华》、胡世宁《读大学衍义虞见》、陈弘谋《大学衍义补辑要》等。此书还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足见其影响之大。此书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周谷城、叶世昌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认为此书“是研究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思想史必读的要籍”。并对此书作出如下评价：“作者认真总结和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成果，使本书的思想内容包罗宏富，为研究古代，尤其是明朝前期和中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军事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此书目的在于鉴往事、资治道、矫时弊，通过阅读此书，可以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理念和实践，从而收到“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之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