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学者，我们应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当好学生的引路人?

　　陈先达：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而言，应该明白我们的专业具有特殊性，它既是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说，又具有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性。一方面，从科学角度看，我们应该集中毕生精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具有专业性的、高水平的学术性研究。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难度的学说，全世界不少学者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中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想要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一些成果，绝非易事。另一方面，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质，我们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纯洁性，在思想理论领域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任何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必须坚决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从科学性角度说，我们是学者;从意识形态特性来说，我们是战士，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的战士。这就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学者兼战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中从事研究，倘若只想当学者不想当战士，或者只想当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不想当实践者和批判者，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努力的方向，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相背离。

　　“逃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

　　周文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不少学者把研究的重点投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以研究“西马”为时髦，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一种“逃离马克思主义”现象。应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先达：就个人来说，各种研究都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学术自由。我们的思路要宽阔，眼界要开放;只要有助于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都应该表示欢迎。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对文本的研究、对“西马”的研究、对“外来”成果的借鉴和学术性的提高，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削弱、贬低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我们全部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并以其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无论是在教师、研究人员还是专业博士生中，“逃离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关系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的大事，决不容小觑。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我们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思想宝库，实践则是永不枯竭的活水之源。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现实，重视文本，不断地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注点会产生变化，会出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问题，但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这一点不能变，我们决不能放弃而应该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阵地。只有从这个阵地出发，我们才能使文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转变为有利于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优良资源。坚守而不是逃离、发展而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承担的社会历史使命。

　　理论工作者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

　　周文莲：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并没有经历过历史上的那种曲折和动荡，所以在面对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曲折的追问时，容易陷入理论的不自信，比如，历史上出现过“左”的错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改革开放中存在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这些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导致了当代大学生在思想上的困惑。那么，理论工作者应该如何进行回答和引导?

　　陈先达：中国共产党建立90多年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好事，但也有过失误，犯过错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党的领袖人物也是如此。在历史上，由于“左”的错误，有过错杀、误杀，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由于“左”的错误，我们不少干部，有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等等。其中深刻的教训，应该吸取。中国共产党已经承认错误、清算错误，检讨错误、纠正错误，平反冤假错案，为受难者昭雪。虽然不少是迟来的正义，但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是一个知错必改的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错误的郑重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社会上有些议论甚至批评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正视了这些问题，是不是在着手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正在完善依法治国，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严惩腐败，标本兼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前进中的种种问题。我们不仅应该看到问题，更应该看到问题的被重视和逐步解决。在当代中国，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水平，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

　　应该明确批评与抹黑的界线

　　周文莲：我们注意到，在一些年轻理论工作者和大学生中，时常听到这样的质问：“难道我们不能批评中国现实问题吗?!”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疑问呢?

　　陈先达：如果一个人拒绝批评，老子天下第一，那么他总有一天会上演“霸王别姬”。一个政党也是如此。但我们要注意区别批评与抹黑。抹黑不是批评。抹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好比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或大或小的问题，我把这些问题称为垃圾。批评好比清扫垃圾，是希望变得适宜人居，尤其是建设性批评，不仅告诉你哪里有垃圾，而且具体建议如何清扫这些垃圾。抹黑不同，它不是清扫垃圾，而是堆垃圾，把全国的垃圾堆到一处，指给全世界看：瞧，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是扫垃圾，一个是堆垃圾，这就是批评与抹黑的界线。世界上没有从不犯错误的政党，没有绝对完美的社会。即使是共产党，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抹黑不同于正常的批评和抨击，它不是在期望解决问题，而是在堆垃圾。

　　绝对完美性不是判断一个政党、判断一个社会的标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强，还是更弱、更穷?是在为人民办好事，还是压迫和剥削人民?我们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变得更加完善，更加讲究法治，更加尊重人权、更加公平，还是更糟呢?这些应该是认识现实问题的基本维度。牛虻善叮，但不如牛能负重劳作;食客比厨师更有权品评菜肴，但不一定厨艺高超，也许根本不会做菜。治理国家不易。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结着近代无数仁人志士的理想和鲜血，承载着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在如此激烈竞争的当代世界，要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连美国总统都说，不懂中国近代史就不理解当代中国。要学会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直面现实的热点、难点问题，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可以饱含激情地对社会弊端和丑恶现象进行抨击。但应该用正确的观点来教育和引导学生，拒绝抹黑。

　　理论工作者的价值、作用和责任、贡献体现在伟大事业中

　　周文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办好思政课的关键是教师。那么，新时代的思政课教员该如何传道授业解惑呢?

　　陈先达：哲学家并非都要安坐在自己书斋中研究纯哲学，写纯哲学文章。文学应该“干预生活”，哲学呢，哲学难道离生活越远越好吗?有的学者是这样主张的。似乎哲学越纯越高尚，千万不能为现实所“污染”，应该由尘世上升到完全由概念和范畴筑起的思辨王国。别种哲学我无缘置喙，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关注现实和现实问题。当然它的关注方式应该是哲学的，而对问题的回答也应该是哲学的，即能够提供比就事论事更多一点的东西。这个更多的“一点”，就是哲学分析，就是对问题回答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哲学对问题的分析，应该能使人举一反三。马克思生活在思辨哲学最为发达的德意志王国，康德、谢林、黑格尔都是思辨哲学大家。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纯思辨哲学对青年的危险性，曾说过“那些主要不是干预生活本身，而是从事抽象真理的研究的职业，对于还没有坚定原则和牢固、不可动摇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险的。”这种哲学为什么是危险的，危险何在?危险在于青年人缺少生活体验，又没有真正树立坚定的原则，会陷于抽象思辨的泥塘而难以拔足。马克思自己就遭遇过这种危险。

　　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无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某个专业的研究，还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只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主体，就承担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使命。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价值、作用和责任、贡献就体现在为之献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广阔的展现自己才能的天地，同时又处在一个充满物质利益诱惑和多种社会思潮碰撞的时代，因此要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辨别理论是非的能力，还要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应该成为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