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内高层深刻认识到无法可依、无纪可依是之前发生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痛定思痛，制度建党逐渐成为全党的普遍共识。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8年开始起草首部条例。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一些腐朽思想文化也随之进入中国。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形象的说法：对外开放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进来了。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易原则也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特别让党内外深感忧虑的是，奢靡浪费、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现象蔓延起来。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乔石尖锐地指出，“在为数不少的党组织和党员中，包括某些领导机关中，纪律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的现象还比较普遍，有的还比较严重”，并列举了七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对此，邓小平痛心疾首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因此，制定一部全面系统的纪律处分法规越来越迫切。

　　党的十三大后，为准备第二次全会，中央纪委组织调查组听取各级纪委意见，当时自下而上普遍反映，党内的立法太少。有人认为当时纪检部门执纪用的是“经验法”“比较法”“习惯法”“气候法”“权力法”。顾名思义，“经验法”“比较法”“习惯法”就是按个人政策水平和工作经验去比较平衡、执纪执法;“气候法”指风头上就严，比如严打期间从严从重从快处置;“权力法”则指用权力干涉案件处理。因此，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同样的案件处分悬殊。各级纪委都表示，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搞一个全国统一的执纪标准。根据这些情况，中央纪委在1987年纪检工作安排中提出：“研究制定量纪标准、纪检工作条例，这是制度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1988年，在其工作要点中提出要着手做“全国性的量纪标准”。中央纪委常委会决定1988年3月组成首部条例起草小组，着手起草工作。

　　历时九年，十五易其稿，首部条例终于在1997年出台

　　起草首部条例，政治性很强，且无前例可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制定一部经得起检验的条例，起草小组作了极大努力。

　　一是充分调查研究。起草小组在工作之初，组成多个小组到有关省、市、自治区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北戴河、南京、郑州等地召开座谈会，就关键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二是充分吸纳各地探索经验。制定首部条例尽可能参考了地方党纪处分条例和相关规定。时任河北省宽城县纪委审理室主任的王海玉回忆，他刚到县纪委不久，研究一名乡长倒买黄金案时，有的常委提出给开除处分，有的提出给撤职处分，也有的提出给警告处分。如此大的分歧，他认为就是缺少统一的量纪标准，因此组织制定出宽城纪委版党纪处分条例，并将其寄给中央纪委审理室。中央纪委鼓励说：“作为县级纪委搞出这样的条例，非常难能可贵，望积极实践，不断完善。此条例供在制定全党的纪律处分条例时参考。”

　　三是广泛征求各地党政机关意见。首部条例起草正处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时期，各种政策、法规尚在不断完善。再加上起草时间跨度长，实践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进步，起草小组先征求意见再修改再征求意见，如此循环往复。

　　四是广泛吸收各方面力量。参与起草工作人员非常广泛，不仅有各级党委、党的工作部门负责人，也有各条战线的普通党员，还有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尽可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起草小组在拟定首部条例提纲后，及时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有关部委征求意见。此后，又将第二、三、五、六、九稿下发征求意见，并召开座谈会讨论修改。第九稿发出后，陆续收到很多意见、建议和资料，起草小组又修改了六稿，直至第十五稿才定下来。这样，历时九年，十五易其稿，首部条例终于破茧而出，1997年2月27日由中共中央发布试行。

　　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烙印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开创性纪律法规

　　首部条例包括总则、分则和附则3编，共13章172条。对比之下不难发现，首部条例基本奠定了历次条例的框架，可见它是一部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党纪法规，其内容全面、特点鲜明，具有浓厚的时代特色。

　　一是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可以从首部条例一个指导思想、两个基本依据和三个理论支点的总体构思上体现出来。其中“一个指导思想”即开篇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首部条例阐述的七类错误中，政治类错误即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居于首位。

　　二是注重与法律相协调。宪法和法律是制定首部条例的根基。首部条例中关于违纪行为的规定，多数都直接引用刑法等有关规定。当时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起草首部条例的过程中，刑法正在进行修订。首部条例实施后，可能面临与新刑法有出入的情况，那该如何解决?起草小组有一个明确原则：有出入的地方参考刑法处理。

　　三是突出经济领域的党纪约束。改革开放之初，相当数量的干部因经受不住利益诱惑而被腐蚀。1982年，邓小平指出：“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4年后，他再次呼吁要抓紧处理经济犯罪案件。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行为引起老百姓强烈不满，成为突出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依规依法处理经济违纪干部成为燃眉之急。因此，首部条例对经济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条目数量，竟达组织人事等违纪行为的4倍之多。

　　首部条例是党的纪律建设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首部条例出台前，1980年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作为党章的具体补充，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党内法规，但党章、准则等不可能对纪检工作作出详细规定。首部条例的出台，结束了以往无纪可依的状态，标志着党的纪律规范和纪律处分进入科学化、规范化阶段。首部条例还实现了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它不仅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吸取，更是对实践中新鲜经验的总结，以问题为导向，以满足实践需要为目标，实现了制度的与时俱进。比如，针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经济违纪问题，对党员行为开出“负面清单”。首部条例出台后，中央纪委、监察部采用电视等手段深化对党员的教育，拍摄了有关首部条例的系列电视片，一定程度上在党员干部中间起到了“普纪”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