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面貌发生着深刻变化，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这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不断创新的社会治理，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促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经济社会、民生保障的发展成果，都在基层实践中得以实现。因而，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我们必须盯住基层社会治理薄弱点空白点，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把党的组织健全到基层，把政治素质高、治理服务能力强、群众认可的骨干人才选配到基层，以党建覆盖推动治理落地。推动党建写入社会组织章程，支持党组织健全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更好参与治理，使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火车头”;搭建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和载体，提升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鼓励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关键环节、重大任务中有所作为，使党员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主心骨”。

　　人民当家作主追求广泛、真实、管用，基层民主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丰富和发展基层民主，既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又要回应基层的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新时代，“广泛”就是要充分挖掘群众中的“内部潜力”，鼓励其有序进行基层选举、参与民主管理、深化民主监督;“真实”就是绝不照搬西方式“民主”，而是把民主形式落实到“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群众普遍关心的关键环节，将部门开支等项目进行公开，做到让群众看得懂、摸得清;“管用”就是依靠群众，解决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让基层民主为社会和谐实实在在作出贡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思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些地区干部群众探索出提高基层自治组织透明化程度为目标的“民主法治村”模式和系统化村规民约规范，为当地新农村法治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制度基础，为基层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树立了标杆。我们要做到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扎实开展法律进基层的普法活动，提升基层群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才能营造办事依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只有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才能倡导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秩序;只有健全落实依法决策机制，才能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的现象。

　　2.促进法治、德治、自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我国，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基层社会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还需继续巩固，需要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社会重视价值伦理，有着浓厚乡贤情结、宗族文化和礼仪传统。但近年来，城乡基层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人们逐渐意识到不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强化道德自律方面入手，而只是就事论事、就矛盾论矛盾，社会治理的成效会非常有限。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村民社区的自治章程，应承载道德要求、弘扬美德义行，把人民群众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观念及时上升为规则体系和群众认同，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协调、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促进，使村规民约在基层体现为人民群众真心尊崇的良法，使执法守法在基层体现为温暖基层民众的善举。

　　以村民居民自治为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社会的现实要求。过去我们在基层工作中的经验表明，基层政府无需对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都“大包大揽”，而应当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的边界，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村民居民自治本位，让人民群众和基层政权机构一起承担社会治理的任务。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一方面应当鼓励广大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与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达到自我提高和基层善治;另一方面应做好督促，确保基层自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开展，引导基层自治接受道德规范约束。

　　3.促进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效衔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将政府主导的行政机制、法院主导的司法机制，与依托于基层群众的人民调解机制有效衔接起来，是解决当前基层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毋庸置疑，行政力量承担社会冲突的应急反应职能，对于及时有效抑制冲突激化、平息矛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权力在参与纠纷解决中，具有民间性机制不具备的专门性和权威性，也具有司法机制不具备的能动性和高效性，应当按照“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行政主体设立或主持的行政调解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的自愿、合法原则，使用说服、教育等方法，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有效化解纠纷。

　　当前，我们应当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肩负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法治引领、矛盾预防、司法保障等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法院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裁判和司法监督，促进依法履职、维护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需要法院善于运用诉讼调解这一手段，促使当事人和谐化解纷争，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以检察机关为重要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避免了公共利益处于无保护、不设防状态，使得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得以通过司法诉讼得到惩治，使得检察机关可通过行使打击刑事犯罪、作出检察建议、行使法律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等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人民调解以当事人的同意作为其正当化的基础，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机制为当事人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提供平台，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从纠纷提交处理直至达成调解协议，均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决定，不允许任何人采取任何强制调解方式。其制度上的保密性和温和性，功能上的自愿性和平等性，操作上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使其容易取得当事人选择与信任。此外，调解方式由事后被动调解转化为事前主动调解，还能更大程度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真正起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社会治理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确保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以实现，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就应当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地在基层贯彻好、实践好;把自治、法治、德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式，构建起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充分整合行政、司法、社会资源，以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执笔人：潘灯)